這段回憶，清楚地表達了這種對西方文化充滿矛盾心理的反應：
我們的前人是英國教育最初的結果，是極端的親英派。他們根本看不到西方文明或西方文化的缺點，而是給它的新穎和奇妙所迷住。個人公民權的授與、私人裁判權對傳統權力的取代、關稅的提高，所有這些在一個東方民族所意想不利的情況下突然而有力地到來；這個東方民族不知道遠古習俗和古老傳統的訓令，同樣也不知道要履行的義務。……英國的一切都是好的——甚至喝白蘭地酒也是一種美德；凡不是英國的都值得懷疑。……到時候反作用力就會突然出現，由於崇拜西方的一切，我們現在正處於混亂之中；這種混亂可能將我們召回到我們古老的文明、久享盛名的生活方式和風俗中去，這種文明、生活方式和風俗是不為已經流逝的時代的影響和現代生活的力量所約束的。
四、白人的責任
由於19世紀末歐洲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居於優勢地位，歐洲人自然會這樣認為：他們的卓越地位起因於其文明的優越性，而這又反映出他們作為一個種族的優越性。他們深信，上帝創造了不同的人。它將白人造得更聰明，所以白人能指揮勞動，能指導寬背、低能的劣等種族的發展。因而有了“白人的責任”這一概念——用理想主義的忠於職守的罩在來遮蓋當時的帝國主義的一種說教。19世紀末（1899年），拉迪亞德？吉卜林在其著名的短詩中恰如其分地寫道：
承擔起白人的責任——
將你們培育的最好的東西傳播開來——
讓你們的子孫離家遠去
去滿足你們的俘虜的需要。……
歐洲主子在所有大陸上都接受了“弱小種族”的效忠，認為這種效忠是事物神性的一部分——是“適者生存”的必然結果。在印度，他們被恭敬地稱為“大人”（sahib），在中東被稱為“先生”（effe ndj），在非洲被稱為“老爺”（bwana），在拉丁美洲則被稱為“恩主”（Patron）。在這些情況下，歐洲人開始用近視的眼光、用今天看來是不可思議的自我中心的觀點去觀察世界，也就不足為奇了。阿諾德？湯因比描述了他的同胞在19世紀末時的世界觀：“據他們看，歷史對他們來說已經結束。在外交事務方面，歷史已於1815年隨著滑鐵盧戰役的結束而告終；在國內事務方面，歷史已於1832年隨著《改革法案》的產生而完結；在帝國事務方面，歷史已於1859年隨著印度兵變的被鎮壓而終止。他們有一切理由為歷史的這種結束所賜予他們的永久幸福而慶賀。……英國中產階級19世紀末的這種幻覺似乎純屬神經錯亂，然而，西方其它國家的中產階級也同樣具有這種幻覺。”
這種幻覺的確並不只限於不列顛群島。在大西洋彼岸，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在1904年致國會的一份諮文中告誡拉丁美洲說：“……長期錯誤的行為，即一種導致文明社會的關係全面鬆懈的軟弱無能，在美洲同在其他地方一樣，最終可能需要由某一文明國家來予以干涉。”同樣，1904年，美國一位傳教士、著名出版家的父親亨利？W？盧斯也從中國報道說：那裡的條件對他們的活動很有利，“我們可以一起為上帝、為中國、為耶魯大學工作。”最令人吃驚的還是塞西爾？羅德斯的極度自信和好戰心理；他走在時代的前面，夢想征服其他星球。他說：“這個世界幾乎已分配完畢，它所剩下的地區也正在被瓜分，被征服，被拓居。想一想你夜晚在空中所看到的那些星球吧，那些我們永遠無法到達的巨大的世界吧！我常常這樣想，如果可能的話，我將吞併這些星球。看到它們這樣清楚而又那麼遙遠，真使我感到悲傷。”
五、對歐洲優勢的最初挑戰
歐洲的全球霸權在1914年時似乎是牢固的、永恆的，但只要人們較清醒地回顧一下，便可輕易發覺，殖民地世界中潛伏著的復仇者正在慢慢覺醒，正在對西方統治權發起最早的攻擊。
在整個歷史上，每逢較弱的社會受到較強的、好戰的社會威脅時，就會產生兩種相反的反應：一種是割斷同入侵勢力的一切聯絡，撤回到與世隔絕的境地中，在傳統的信念和習慣中尋求安慰；另一種卻是力圖採納外國社會的許多特別吸引人的東西，這些東西是人們以平等的地位對付外國社會、從而有效地抵抗外國社會所必需的。第一種反應表現為退卻和逃避；第二種反應則體現為調整和適應。前者的口號是“返回美好的從前”；後者的口號是“向西方學習，以與西方作戰”。
19世紀期間，對西方入侵的這兩種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