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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在中國建立起美國共和政體的仿製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種共和政體是一個大失敗，因為它在中國的歷史、傳統、政治經歷、制度、天性、信仰、觀念或習慣中毫無根基。它是外國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國之上的。它隨著時間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它不代表政治思想，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畫，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學生的漫畫。……這種共和政體悲慘地結束了，即悲慘地失敗了。然而，失敗的並不是共和政體……而是一代人。
六、閉關自守的日本
歷史學家所提出的幾個因素可解釋中國和日本對西方的挑戰所作的不同反應。日本諸島地理位置的緊湊既促進了民族團結，又促進了新價值觀和新知識在全國的傳播。它也使這個國家容易遭受和認識到外國的壓迫。佩裡的艦隊在能看得見首都江戶的地方航行；幾星期內，全日本便都知道了這一重大事件。相反，面積遼闊、人口稠密的中國內地諸省長期以來很難受到或不受西方的影響，反而充當傳統觀念和傳統勢力的貯藏地。此外，由於日本有向偉大的中國文化世界借用某些東西的悠久傳統，因而，19世紀在同樣地借用西方世界的東西時，發生的衝突較少、痛苦較小。過去，日本以“日本精神、中國知識”為口號，適應了經過挑選的中國文化的某些方面。現在，日本又以“東方道德、西方技藝”為口號，向西方借用了它所盼望的東西。因此，同中國帝國的鐵板一塊的特點相比，日本的政體和社會結構具有多元化的特點。地理上的分隔。即起伏不平的山區地形加強了日本的氏族傳統和地區獨立主義。日本的商人階級擁有更大的自治權和更強的經濟實力，而且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在西方入侵的緊要關頭迅速擴大了它的勢力。日本軍人在社會的最高層，而不象中國軍人那樣在社會的最底層。這意味著日本擁有一個比中國的文人階層更易受西方軍事技術的影響、並對此反應更迅速的統治階層。總之，地理環境、文化傳統和多元化的體制諸因素，都使日本比中國更易遭受西方的入侵，且能更快地對這一入侵作出反應。
儘管有這些基本差別，日本卻同中國一樣，19世紀中葉以前一直與世隔絕。不錯，16世紀日本人曾歡迎過葡萄牙人，而且許多人還皈依了基督教（見第四章第八節）。但德川幕府發覺，西方的宗教和貿易是一股威脅他們的權力、使人不安的力量。為此，他們逐一地斷絕了日本同西方世界的聯絡。到17世紀中葉時，唯一保留的是和少數荷蘭商人的接脅他們被限制在九州島上經商，甚至受到了最為嚴厲、最為屈辱性的控制。
德川幕府領導人的目的是要使日本與世隔絕、一成不變，以便使他們的統治永存。但是，儘管他們作出種種努力，還是有了某些發展；這些發展漸漸改變了這個國家的力量對比，打破了現狀。德川幕府治下的長期和平促使人口增長、經濟發展和商人階級的實力增強。人口從1600年的1，8O0萬猛增到1725年的2，600萬。城市不均衡地發展21700年，江戶人口接近100萬，大皈和京都的人口各達到30萬。人口的劇增增加了商品的需求量，鼓勵商人和富農將剩餘資本投於新的生產方式——包括家庭包工制即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他們向農民和工匠提供原料和裝置，而將製成品拿到市場上出售。到德川幕府統治末期，似乎某些地區的這一工業發展已達到了創辦工廠的水平．以可利用的原料和地方技術為基礎的地區專業化開始普遍起來，因此，某些地區以其漆器、陶器、組織品或米酒而聞名。
產品的增加導致了商品的廣泛交換，這種交換又促進了貨幣經濟的發展。貨幣最初是從中國和朝鮮引進的，但在17世紀，日本建造了一座金幣制造廠。貴族開始靠經紀人把他們的稻米變成貨幣，依靠商人來滿足他們的消費需求。在這些交易中，由於商人透過壟斷操縱了價格，由於稻米價格跟不上其他商品價格的飛漲，貴族失敗了。此外，貴族嚐到了奢侈生活的甜頭，往往在浮華的生活上互相攀比。最終結果是，他們一般都欠商人的債，儘管後者的社會地位遠比他們的低。但是後來，商人家族透過通婚或繼嗣等手段獲得了貴族頭銜。這些家族不僅控制了經濟，而且支配了18世紀和19世紀早期的文學和藝術。
應該指出，這些變化不但影響了最高層的貴族，而且影響了武士階級，因為在這一長久的和平時期，並不那麼大量地需要武士的服務。廣大農民也因稻米價格下降而損失慘重。他們中的許多人流入城市，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找到工作，因為國民經濟的增長始終跟不上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