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上距歐洲最遠的部分。中國和日本並不象俄國和奧斯曼帝國那樣與歐洲相鄰；它們較之印度在更東和更北面。或許遠東這兩個國家政治上的團結比地理上的孤立更為重要。歐洲入侵者不能在中國和日本實施分而治之的政策，而這一政策在印度卻非常有效。在中國和日本，沒有可唆使其反對北京和東京中央政府的獨立的地方統治者。而且，由於這兩個政府推行強硬的閉關自守政策，這裡也沒有潛在的第五縱隊可讓歐洲人利用。日本大批基督教皈依者在17世紀中已被無情地消滅，中日兩國與外部世界的貿易也被硬性削減，從而阻止了中、日國內同印度一樣的人數頗多的商人階級的發展，因為中國和日本商人同外國公司的聯絡多於同本國政府的聯絡。
因此，遠東這兩個國家能將它們同歐洲的聯絡限制在嚴格監督下的、僅僅是斷斷續續的貿易之中。但到19世紀中葉，這一形勢發生了突然而劇烈的變化。首先是中國，然後是日本，被迫敞開國門，接受西萬的商人、傳教士、領事和炮艦。這衝擊並不象在印度那樣勢不可擋；在印度，一個被征服的民族幾乎沒有機會對外國文化中他們所需要的東西挑挑揀揀。但是，這兩個遠東國家都受到了根本的影響，不過是以完全本同的方式。日本能採納和利用西方強國的原則，並將它們用於自衛及後來的勢力擴張。相形之下，中國卻不能以已改變的西方方式重新組織自己。另一方面，中國太大，太具凝聚力，不可能象印度和東南亞國家那樣被徹底征服。這樣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甚至在此之後的數十年中，中國仍處在動盪不定的狀態之中。
一、中國的開放
4000多年中，中國人在歐亞大陸的最東端發展起一個獨特、自治的社會。這一社會同亞洲其他社會一樣，以農業而不是商業為基礎，由地主和官僚而不是商人和政治家統治。正是這一明顯地自給自足、自滿自足的社會認為世界上其他社會都是低下的、從屬的社會。
1514年，當葡萄牙人出現在東南海岸附近的海面上時，中國人首次開始了同西方的直接交往。繼葡萄牙人之後是荷蘭人和英國人，他們也是由海路到達中國；而在北面出現了俄羅斯人，他們最從陸路到達阿穆爾河流域的。中國人堅決避免同所有這些人侵者親近（見第四章第四節）。他們將貿易關係限制在少數幾個港口，拒絕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建立外交關係。事實上，中國人對外部世界毫無興趣。這表現在他們對歐洲和歐洲人一無所知方面。他們幾乎不知道歐洲的位置，而且也很少問津。關於歐洲的各個民族，他們完全混淆不清，只是籠統地將他們稱為“長鼻子蠻族”。他們認為不需要任何歐洲產品；這一點，乾隆皇帝在1793年給喬治三世的著名的信中曾煞費苦心地加以闡明（見第九章第三節所引）。
由於中國人閉關自守、驕傲自滿，三次災難性的戰爭使他們受到了巨大的刺激：第一次是1839…1842年同英國的戰爭，第二次是1856－1858年同英、法的戰爭，第三次是1895年同日本的戰爭。在這些戰爭中所遭到的恥辱性失敗，迫使中國人開啟大門，結束他們對西方的屈尊態度，重新評價自己的傳統文明。其結果是入侵和反入侵的連鎖反應；它產生了一個新中國，產生了至今震撼著遠東和全球的影響。
英國之所以能率先開啟中國的大門，是因為它在印度擁有強大的基地，並控制著諸海洋。英國強行挑起爭端的主要目的是要除去中國設在經商道路上的無數障礙。不應忘記，英國人到19世紀中葉幾乎已開始相信有一種在世界各地經商的神聖權力，並認為一些政府禁止自己的國家自由貿易是不合自然規律、應受譴責的。
促使中、英兩國交戰的直接問題是鴉片貿易。17世紀，歐洲水手將吸鴉片的惡習傳入中國，這一惡習便從各港口迅速蔓延開來。中國人對鴉片的需求解決了英國支付中國產品的貨款問題。在此之前，英國人一向不得不主要支付黃金和白銀，因為中國人對西方的商品很少感興趣。但現在，鴉片市場完全改變了貿易差額，而對英國人有利。北京政府曾於1729年和1799年頒佈法令，禁止鴉片進口。但這一貿易非常有利可圖，以致中國官員接受賄賂，允許走私。到1833年時，這一罪惡的貿易已達年值1500萬美元。
當中國人試圖強行禁止鴉片交易時，便爆發了第一次中英戰爭，即通常所稱的鴉片戰爭。皇帝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事實證明他是一個堅定正直的人。林則徐查封了2萬箱價值600萬美元的鴉片，並當眾予以銷燬。這一舉動引起的糾紛導致了中國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