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主要是宗教方面的教育。相反，它深深地受到當時西歐的啟蒙運動的影響。當時的一個新教傳教士抱怨說：“希臘的受過教育的那部分人，也就是希臘人後裔中有才華的傑出人物，習慣於呷吸伏爾泰和盧梭的毒汁，因為後者的著作已被翻譯成現代希臘語。我遇到過一些希臘人，他們熱心地為自然神論的使人毛骨悚然的學說辯護。要對付他們的詭辯，需要才能。”
西方對巴爾幹半島的影響在法國革命和拿破崙一世時代變得更直接地具有政治性和煽動性。有政治覺悟的人對巴黎的起義、對“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對拿破崙推翻一個又一個王朝的景象印象極深。一個當時的希臘革命者證明：“總的來說，法國革環喚醒了所有人的理智。……近東的所有基督教徒都向上帝祈禱說，法國應該進行反對土耳其人的戰爭，他們相信他們將得到自由。……然而，當拿破崙沒有作出行動時，他們開始採取使自己獲得解放的措施。”
巴爾幹各民族的民族覺醒的速度迥然相異。最先覺醒的是希臘人，因為他們具有某些有利條件：他們與西方的交往頻繁，他們的古典的和拜占庭的光榮傳統促進了民族自尊心，他們的希臘正教體現和保護了民族覺悟。繼希臘人之後的是塞爾維亞人，他們除了享有匈牙利南部的一些很大的塞爾維亞新拓展地的促進性影響外，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