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回報，農民必須交納49年的贖地費以償還政府。這是俄國曆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點，甚至比美國曆史上1863年的《解放宣言》更重大。在美國，《解放宣言》僅關係到少數黑人，而在俄國，廢除農奴制的法令涉及到佔壓倒多數的人口。解放農奴的影響是如此深遠，以致其他一系列改革證明是不可避免的，其中包括法院系統和地方政府的改革。
在克里米亞戰爭之後的數十年間，西歐因決定性地促成了俄國的工業化而進一步削弱了俄國的舊制度。工廠工人的數目從1865年的 381000人上升到 1890年的162000人，進而上升到1898年的3000000人。到1913年，俄國生產的鐵和法國生產的一樣多，俄國生產的煤為法國生產的四分之三。工業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半個世紀中的這一迅速發展，並不僅僅是由於西方的援助。沙皇政權採取了加速工業化的各種措施，包括提供津貼和實行保護關稅。但是，西方所作出的貢獻的意義從以下事實中能覺察出來：1917年，投入俄國工業的5億英鎊的總額中，正好有三分之一以上是由外國投資構成的。外國資本控制了50％的煤和石油產量、60％的銅和鐵礦產量以及80％ 的焦炭產量。
這些發展意味著1914年的俄國比起1825年的十二月黨人時的俄國更與歐洲相似得多。然而，這些不斷增長的相似之處正如斯拉夫派所警告的，引起了俄國社會中的某些分裂和衝突。其中之一是農民群眾的不斷增加的騷動和不斷增長的政治覺悟。他們決沒有滿足於廢除農奴制的法令中的條款，他們覺得，這些條款把太大的一部分土地留給了貴族。在以後數十年中，隨著農民人數迅速增加，他們對土地的渴望也相應增長，變得愈來愈不滿足於現狀。農民不滿的另一根源是難以忍受的沉重的稅收負擔。他們不僅要為他們在1861年時得到的土地交納贖地費，而且還要交納各種地方稅。此外，他們還要負擔俄國工業化的大部分費用，因為很高的保護關稅使他們所購買的製成品的費用上升。農民不滿意的範圍和強烈程度隨著農民對地主和不得人心的政府官吏的強烈反抗的日益頻繁而變得明顯。以下這段文字中描寫的事件發生於1917年，但是，還有許許多多具有類似性質的其他事件發生於19世紀末葉和2O世紀初葉。
關係重大的1917年的9月的一天，在南方中央大草原的一條路邊，一個男子爬上一根電話柱，割斷了把北面地平線上的一個莊園主的住宅與沿著向南的鐵路線的城市、警察局和兵營連線起來的一根繳細的通訊聯絡線。在某種意義上，這個莊園主的住宅此時十分孤獨地坐落在那裡，然而，情況並非真是如此，因為在見得到這一住宅的園林的地方，有幾個農莊。因而，兩個成分——農民和地主——暫時處於相互孤立地起作用的境地。幾小時內，莊園遭到了洗劫，宅第陷號火焰之中，在火焰圍內的某處，宅弟的主人死在那裡。
這種農民的不滿由1898年組織起來的社會革命黨從政治上表現出來。因為在1905年革命爆發以前，俄國不允許有政黨存在。所以社會革命黨只好作為一個非法的秘密團體從事活動。其政綱的主要點是把國家和貴族的土地分配給農民。他們在兩個重要方面不同於各種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首先，他們認為農民而非城市無產階級是俄國的主要革命力量。其次，他們提倡並實行個人的恐怖主義行動，而不是依靠群眾的組織和壓力。在社會革命黨內部，有一個指揮恐怖主義活動的非常秘密的戰鬥組織。它的成功可以從其著名受害者的長長的名單上得到估計，這些受害者包括地方的省長、國家的大臣甚至沙皇的叔父塞爾吉大公爵。這個戰鬥組織每成功地作出一次行動之後，就要發表宣告解釋並誇讚那次行動。它在暗殺內務大臣D？S？西皮亞金以後宣佈：“在我們的大臣們學會理解人類的語言和傾聽國民的意見以前，槍彈聲是我們與他們交談的唯一可能的手段。我們無須解釋為什麼要處死西皮亞金。他的罪惡太昭彰了，他的生命受到非常普遍的詛咒，他的死受到非常普遍的歡迎。”
與農民的騷動相一致的是隨著工業的發展而出現的城市無產階級的騷動。俄國工業化的早期日子裡。同歐洲其他地方一樣，包括了對勞動力的嚴重剝削：16小時工作日、低工資、童工、惡劣的工作環境和生活環境。根據關於1895年莫斯科工人階級住房建築的一份報告，“不加誇張地說，這些地方只能與養牛的地方相比。即使在冬天，門窗開啟時，空氣也是沉悶的；沿牆壁一帶和在睡覺用的長凳上，可見到發黴的痕跡。地板是看不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