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十年中,社會責任這一概念已被擴大到不僅包括本國公民,而且包括全人類。這種全球責任已時常得到重申和履行,因此,現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它的新奇和意義也被忽視了。但在本世紀初,幾乎沒有人能預見發達國家會每年對外援助幾十億美元。即便這種援助決不是完全利他主義的,但也不是完全沒有利他主義的。《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就是證明,它要求人身的自由權和安全權、遷移和居住的自由權、財產所有權、思想和宗教的自由權、教育權、工作權和適當的生活標準。
貧困的終止 今天,不僅存在著日益增長的全球責任感,而且同樣重要的是,還存在著履行這種責任的方法。如前所述,當今世界的主要問題是富國和窮國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不過,這個問題也有一個希望:消除這一差距的方法的確存在,正有待於利用。由於科學的進步和第二次工業革命,這一目標首次有可能在不損害先進國家的生活水平的情況下得到實現。現在,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平均增長率大約是4.3%,即400億美元左右。如此大的年增長率使美國除能進行國內的社會改革外,還有可能撥出大筆大筆的款項支援窮國的發展。由於其他富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也具有相似的增長率,今天,改善全球經濟的不平衡有史以來已第一次成為一個可實現的目標。
這並不是否認世界上還有一半的人是文盲,每晚仍餓著肚子睡覺。但即便如此,也完全不同於14世紀中葉,當時,歐洲總人口中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被黑死病奪去了生命。這也不同於1846年和1876年;1846年,100萬愛爾蘭人死於飢餓,1876年,500萬印度人餓死。瘟疫和饑荒的這些犧牲品不可能得救,因為人類當時極度缺乏必要的醫學和農業知識。今天,仍有數目多得使人悲哀的犧牲品,但不是因為無知,而是因為政治和體制方面的種種障礙。生產能力巨大的、不斷加快的增長正在使人類至少能在可預見的將來擺脫有史以來一直在折磨人類的種種災難。這無疑是一個重大的成就,可與農業的發展或文明的到來相媲美。
人類的覺醒 當前全世界各民族的覺醒同樣重要,因為這種覺醒是有效地利用技術潛力的先決條件。這種大規模的動盪有許多歷史的根源,包括兩次世界大戰的衝擊、西方思想意識的傳播、現代運輸工具和大眾傳播媒介的影響以及表明貧窮和苦難不是人類天意註定的命運的富裕社會的影響。因此,爆發了抱有越來越大的希望的革命,或者更準確地說,爆發了提出越來越高的要求的革命。這種革命解釋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63個國家贏得獨立這種驚人的景況。種種“變革之風”確已在史無前例的範圍內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吹了起來。現在,它們仍在以幾乎沒有衰減的力量不停地吹,每天有關暴動和革命的重要新聞報道可表明這一點。
一些懷念過去當主人、做老爺的美好時光的人對所有這些騷動和動亂深表遺憾,另一些擔心偏執的、易引起分裂的新民族主義在日益擴散的人也對所有這些騷動和動亂深表遺憾。但是,這種覺醒所意味的遠不僅僅是民族主義的極度表現。它還代表一種新的思維方式、行動方式和觀察生活的方式。它承認社會變革是合乎需要的、不可避免的。它認為個人能夠並應該參與和促成這種變革。它希望得到新的必需品和物質享受,確信苦難不是天災。最後,它堅信所有公民都應該有機會學習和提高自己,這種機會不是取決於他們的錢財或社會等級,而是取決於他們的能力和努力。
科學的神燈 這所以是一個有希望的時代,還因為人類的認識——對人類本身和人類過去的認識,對人類周圍的物質世界的認識——在迅速發展。在上個世紀中,由於人類學、考古學、生理學和其他許多學科的進步,人們得到了有關人類本身的可靠資料。同樣,在上個世紀中,人們還收集到了相當多的有關人類過去的資料。事實上,我們這個時代在所具備的歷史知識的範圍和關心歷史的程度上是獨一無二的。亞洲、希臘和羅馬的古典文明就它們的觀點而言基本上是非歷史的。總的來說,它們的作家對過去如同對將來一樣幾乎不感興趣:古代歷史學家中最無偏見的修昔底的在開始敘述伯羅奔尼撒戰爭時說道,在他所處的時代之前,沒發生過什麼重大事件。令人驚訝但又不可否認的是,對希臘人、羅馬人、埃及人、中國人和印度人的早期歷史,我們遠比這些民族自己瞭解得還多。
比對過去的新認識更引人注目的是對物質世界的新的認識和掌握。哥白尼的工作和愛因斯坦的工作相隔不到400年,即大約6個正常生命期。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