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們也
許可能增加個別地主對國民收入的一份權利。只有富人的惹人注目的消費，
特別是他們在進口奢侈品上的花費，才是一種“消耗性”支出，是一種對國
內產值的直接耗費，因為它就這樣地損耗了本來可以用來購買生產資料的外
匯資源。
② 羅伯特？阿什：《中國革命前的土地佔有：20 年代和 30 年代的江蘇省》，第 50 頁。阿什自己也對更“純
的經濟因素”予以一定重視。但是，他的研究在估計 20 世紀江蘇農業投資的程度和來源時，似不足以令人
信服。
③ 卡爾？里斯金：《現代中國的盈餘和停滯》，見珀金斯編：《中國現代經濟》，第 57 頁。
① 卡爾？里斯金：《現代中國的盈餘和停滯》，見珀金斯編：《中國現代經濟》，第 57 頁。
② 同上，第 68、74、77—81 頁；維克托？利皮特：《中國的土地改革與經濟發展》，第 36—94 頁。
當然，後來人民共和國頭十年的農業經驗應當足以證明，雖則實質性的
社會變化可能是產量持續增長的必要條件，但那遠不是一個充分的條件。即
使 １９５８ 年後更加強調對農業投資，中國的農業產量仍然落在後面。供給更好
的原種、充分的肥料和水、最適作物的模式和在勞動力短缺的關鍵地方實現
機械化等問題，都不是容易解決的。總之，２０ 世紀頭 ７５ 年的全部經驗表明，
只有制度上的改革和先進技術的大量投入，中國的農業問題才能解決。
如果民國時期的農業組織緩和了獨裁政權的強制儲蓄對中國農村的衝
擊，這是因為對一個農民的命運會比他的父輩和祖輩稍許好一點已不存任何
希望。換句話說，如果 １９４９ 年以前中國農村中的農民－地主－政府關係再分配
的效應，對農民不是普遍認為的那麼繁重的話，那麼從長遠看這種關係在產
量上的效應對整個經濟來說是趨向衰減的。土地佔有權、農村高利貸和遞減
的稅制是自然出現的問題，圍繞它們，人的感情可以被動員起來，去推翻一
個讓人看不到改善的前景的社會制度。
我們對人口（１９１２ 年 ４．３ 億，３０ 年代 ５ 億）和耕地面積（１３．５６ 億畝和
１４．７１ 億畝）所使用的估計，表明在 ２０ 世紀的頭幾十年中，人均耕地面積從
３．１５ 畝降到 ２．９４ 畝。卜凱的調查收集到的資料也表明，從 １８７０ 到 １９３３ 年，
普通農場的規模縮小了。①雖然根據的是不同的資料，用的是不同的方法，但
兩種估計很接近——卜凱：１９１０ 年一戶 ２．６２ 英畝（作物面積，１ 畝＝０．１６７
英畝）；１９３３ 年，２．２７ 英畝。珀金斯（假定一個普通的五口之家）：１９１３
年，２．６ 英畝；３０ 年代，２．４ 英畝。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經營的農場的規模分類，
見表 １６（３）。在南方省份（卜凱的“水稻地帶”），平均耕作單位大體上
趨向於比北方（“小麥地帶”）的小。在所有的地區，家庭人口與農場規模
之間有一種值得注意的相互關係，表明高人口密度促使土地價格變得如此之
高，農民只有以一種過多地使用勞動力的方式去經營它才值得。因此，當家
庭成員少的時候，農場規模也小。
農場趨向於分裂成幾處不相連線的小塊土地，這個事實增加了小型耕作
的不經濟方面，這基本上是中國繼承製中缺乏長子繼承權的結果。相當多的
土地被浪費在地界上，過多的勞動時間被用於從一小塊土地走到另一小塊土
地，灌溉則更加困難。卜凱的平均數是每個農場 ６ 小塊；其他作者的數字從
５ 小塊到 ４０ 小塊。
儘管中國農民曾經靈巧地開發傳統農業技術到了可能性的極限，但是 １９
和 ２０ 世紀在種子、工具、肥料、農藥等方面的進展很少傳入中國農村。投資
農業是以壓倒優勢投資土地。人力比畜力更為重要，農具——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