護，對綠園隊員參加綠城隊打新賽季的承諾，都未兌現。之後，為了綠園隊員參賽一事，杜兆年和王之海還曾專程赴北京與閻世鐸溝通。他們是從機場打車去中國足協，又打車回到機場。在足協，與閻世鐸談完話，閻世鐸只把他們送到辦公室門口，連說一句吃了飯再走的客套話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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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的關懷（1）
並非只是在任的廳局長才高度關注體育，一些老同志也同樣關注。
打假掃黑鬥爭剛開始不久的一個晚上，我就在家裡接到打假掃黑風暴以來第一位老領導打來的電話，他是原浙江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楊彬。
“培德同志，你做得很對，足球的黑幕和腐敗，過去大家都感覺到，但就是沒人出來說話。你第一個站出來說話，很不簡單，我對你表示支援，我們很多同志也都支援你。有什麼情況要向上反映，如果不方便，可以把材料給我，我有辦法給你轉上去。”
聽了老主任的話，一股暖流湧上心頭，熱淚不知不覺就溢滿了眼眶，拿著電話的手也在微微顫抖。
春節前，省網球協會組織老領導幹部網球比賽，我趕來參加活動，一走進球場，人們都笑著對我說，我們的“反黑局長”來了，紛紛上前與我握手問候。我心中一時感激萬分。
“陳局長，你很有勇氣，我們很敬佩你。”
“培德同志，你為領導幹部樹立了一個榜樣。”
浙江省人大常委會主任李澤民也來參加比賽，看到我，走過來握著我的手說：“培德，你辛苦了。壓力大不大？不要怕，你做得對，我支援你。”
徐志純是我1993—1998年任省體委主任時分管體育的副省長，98年以後轉任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至今。我到人大後，每次在向上級來的領導或兄弟省區市的客人介紹我的身份時，總是要特別提到我的“反黑局長”身份。
令我深受感動和鼓舞的是來自國家體委老領導們的理解和支援。
在全國足球打假掃黑風頭正勁的時候，足球和整個體育運動的首腦機關——國家體育總局機關裡，卻是萬馬齊喑，沒有人在公開場合談論足球，但卻有很多人打電話、寄賀年片來，出差到杭州的同志，都要向省體育局、向我表示支援和敬意。為了保護這些有正義感的同志的政治安全，請讀者原諒我不能把他們的名字和說的話公開。但是我可以大膽地公開地提到這樣幾位德高望重的老領導，因為我如果也把他們的義舉隱去，那不但無以表達我對他們的感激之情，甚至是對他們的大不敬。
2001年10月，原國家體委主任李夢華同志到浙江安吉觀摩全國山地公路馬拉松賽，我專程趕到杭州蕭山機場送行。在機場貴賓室，李夢華主任主動對我說：“你這次足壇打假掃黑，這個頭帶得好，我支援你。中國足球這樣搞不行，水平肯定上不去，還要壞了一批人。你不要怕，你做得對，沒什麼好怕的，就是要和腐敗鬥到底。”當時，隨行的新華社體育部主任記者李賀普聽了也對我說：“這次來不及了，等到廣州九運會的時候，我再對你做專訪。”
到了廣州九運會，正如大家都知道的，我又發起對不正常賽風的抨擊，使一些人很不高興。《人民日報》海外版記者江正茂對我的採訪，剛上網不到兩小時，就因為一下子得到眾多網友的支援，反響太大而被勒令撤下。事後我聽說，《人民日報》某領導還要他和部主任做檢查。這位硬漢硬是不肯屈服，為了捍衛真理，他頂住了。在九運會結束前一天晚上，組委會舉行盛大酒會，原國家體委副主任徐才同志端著酒杯，從主桌專門走到我的面前，當著大家的面，向我敬酒。他說：“培德同志，我敬你一杯酒，你是中國體育界反腐敗的鬥士，我們老同志支援你。”今年4月20日，在成都的中國國際體育用品博覽會上我又見到了他，徐老又對我鼓勵說：“你還年輕，我已過80了，你要繼續和腐敗鬥爭到底。”
何振梁老人對中國體育外交、對中國奧林匹克運動的貢獻人所共知，他是有口皆碑的資深老前輩，深受廣大體育工作者和愛好者以至全國人民的愛戴。他幾次到浙江來，都專門找我，對我的行動給予很高的評價，表示特別的支援。
我的母校廈門六中（初中）、廈門一中（高中）和北京大學的老師和校友都為我自豪。北大班主任陳志尚年已古稀，還為出版《變形的足球》四處奔波。
那段時間，來自全國表示慰問和聲援的電話、書信、明信片直至條幅，如雪片飛來，我都一一珍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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