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學創作中的價值和意義，並不僅僅在於這部作品是繼《喬廠長上任記》、《沉重的翅膀》等作品幾近20年之後再次關注國有企業及工人命運的作品，重要的在於它第一次正面地表現了新的現實關係！並不是所有作家都敢正面地觸及這種新的現實關係。歷史發生了很大變化，這變化不僅僅是人們衣著服飾及衣食住行的變化，不僅僅是行為方式與價值觀念的變化，實際上，更深層的變化是現實關係的變化，即“經濟關係”的變化。我們可以把《抉擇》與《沉重的翅膀》作一比較不難發現，一切都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一切都已大異其趣了。這個企業裡的“領導者”不是當年的“改革者”嗎？但這裡的工人依然就是工人，而且變成了無工可做的工人。這裡的領導者形成了一個權利階層，國有資產透過權力變成了“資本”，他們成了“改革”的既得利益階層，搖身一變成了“資本家”。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90年代有一個“流行詞”叫“工薪階層”，但媒體諱言與“工薪階層”相對應的那個階層是什麼階層。文學要真實地反映現實，就不能不反映現實關係的這種不動聲色而又觸目驚心的變化。理由是那樣堂而皇之，手法卻是如此“暗渡陳倉”，一切都在不知不覺中發生了變化。這是一種歷史的存在。馬克思曾高度評價19世紀現實主義文學的價值，原因之一就是，馬克思認為現實主義文學作品中提供的。揭示的關於現實社會的政治經濟狀況比一切職業政治家、道德家、經濟學家所提供的東西還要多得多、深刻得多，因而馬克思稱狄更斯、薩克雷等作家為“傑出的小說家”，稱巴爾扎克“對現實關係具有深刻理解”，幾乎可以從巴爾扎克的作品中看到勺815年到1848年的法國曆史“。張平的《抉擇》透過市長的視線，對中陽紡織集團公司上上下下的生動描寫，可以說，揭示了這個企業是怎樣一步步走到”破產“的邊緣，揭示了現實關係在這裡發生的深刻變化。如果把《喬廠長上任記》、《沉重的翅膀》與這部《抉擇》聯絡起來看，也許破產的不僅僅是國有企業，重要的還有曾經在人們心靈中堅守的信念。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抉擇》無疑是一部難得的現實主義作品，是對這十多年現實變化的一種歷史描寫，或者說，描寫了歷史的一個側面，而這個側面，又是文學多年來諱莫如深的一個側面。長篇小說《抉擇》恰恰是透過市長而不是別人目睹了這個側面，這是市長難以想象而又不得不相信、不得不承認的一個側面。如果說改革是激流，是盪滌腐朽的激流，那麼也不能不看到這洶湧澎湃的激流中也魚龍混雜、泥沙俱下，也不能不看到這激流中的暗礁與漩渦。正是這漩渦差點把市長也捲了進去，而且已經把許多人捲了進去，把國家的財產、工人的血汗也捲了進去，捲入了慾壑難填的漩渦之中。多少年來，我們的文學總是在直面現實的邊緣徘徊，甚至“直面現實”被“直面世俗”取而代之，“世俗”代替了“現實”，以“世俗”的喧囂掩蓋“現實”關係的秘密變化，掩蓋鼠竊狗盜之徒的猖獗行為。還有人大唱“寬容”的高調，要人們“寬容”什麼呢？市長李高成終於認定了一個事實：“摧毀和顛覆著改革的，把人們對改革的熱情全部變為對改革的憎恨的，正是眼前的這一群人！”“縱容和放過他們，都將是萬劫不復的歷史罪人！”這是親眼目睹了漩渦黑洞之後的市長李高成的清醒，正是這種清醒促使了他痛苦而堅決的抉擇。
“現實”不只是“世俗”的熙熙攘攘，更重要的是一種現實關係。不敢揭示世俗紅塵掩蓋下的這種現實關係，文學就只能停留在現實的世俗表層上粉飾現實，就會離開現實主義。如果說，近兩年來文學創作上形成了一個“現實主義衝擊波”，那麼，應當說，張平的這部《抉擇》無疑是這個“衝擊波”中的重要之作。從《年底》、《大廠》、《窮人》、《破產》、《分享艱難》、《蒼天在上》、《人間正道》、《車間主任》到《抉擇》，可以看出這個“衝擊波”的特徵首先是“睜眼看現實”，看破“世俗”掩蓋下的現實關係。
二、在良心的天平上
閱讀《抉擇》時，不知道遇到了多少個疑問句、反問句，觸目即是。敘事的過程始終伴隨著對事態的追問。這是作家張平，也是市長李高成對發生在自己身邊的這一幕幕觸目驚心之事的追問，這一點構成了這部小說的敘事特徵之一。
那麼，作家究竟要追問什麼？為什麼還沒有學得“聰明”或學會“糊塗”？在人們變得“聰明”了許多的今天，還有誰願意問“為什麼”呢？還能問出什麼青紅皂白呢？不是說在金錢面前人人平等麼？“錢”不就是最大的“理”麼？不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