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學教員吳洪鰲為了讓學員聽懂新課,總是提前來到教室,把前一堂講過的內容簡要地寫在黑板上,把上、下兩節課的內容銜接起來,不使學員感到突然,他處處為學員著想,連黑板怎麼擺,講話音量如何調整,他都考慮得很周到。
物理教員鄧飛帆的備課和講課,都設身處地為學員著想。他講課時,儘量給學員創造一個有問題可想、有路子可通、有時間思考的條件。每講一個問題,都要做簡明的小結,好讓學員記下要點;每當轉入下一個問題時,他必先提醒學員注意,免得學員思想掉隊,思路脫節。
《軍事工程學院教學過程組織基本條例》中規定:“所有的教學人員都是學員的教養者,他們應該以對黨、對人民的無限忠誠及高度的愛國主義精神教育學員。”
數學教員劉建統發現有些學員學習不夠刻苦,就現身說法講自己在舊社會讀書的艱難。他語重心長地說:“你們現在不愁吃,不愁穿,國家給你們提供這樣好的學習條件,有什麼理由不好好學習呢?”在他的幫助下,學員們痛下決心,刻苦努力,班裡學習風氣為之大變。有一個學員學習很吃力,又因病住院3周,對學習失去信心。劉建統發現他沒交作業,就到宿舍看望,同他談心,為他補課。這個學員十分感動,下決心追趕隊伍,成績逐漸上升。還有一位學員在作業中對近似值的計算不耐煩,誤差很大。劉建統就在作業中批道:“同志,你將來是軍事工程技術幹部,這樣粗心大意,是會給黨、給人民造成巨大的損失啊!”這個班的學員給數學教研室寫信說:“我們每個同學都認為,劉建統教員既是我們的數學教員,又是我們的政治教員。”
哈軍工的學員是幸運的,因為他們的授課教員不僅僅是老師,還是兄長和朋友,這種親密無間的師生關係一直延續到1966年的春天。
在1954年的全院春節聯歡會上,工程兵工程系(此時人們已不再叫“工兵工程系”了)三科的學員自編自演了一場獨幕話劇《譚國玉》,講的是隻有初中二年級文化程度的譚國玉不怕困難,刻苦學習的故事。這是第一次把真人真事搬上舞臺,別開生面且感人至深,引起全院師生員工的極大興趣,全院上下都知道五繫有個譚國玉。
譚國玉為什麼被同學們搬上舞臺呢?這得從頭說起。
譚國玉原籍山東省文登縣,1930年生於哈爾濱一個鐵路工人的家庭。他身體結實,黑裡透紅的四方臉膛,微微下彎的嘴角,透出軍人的剛毅氣質。他性格開朗,為人熱情,和同志們相處得很好。
譚國玉祖上四代都是家徒四壁的貧僱農,靠給地主老財當長工餬口。到譚國玉父親這一輩,爺爺實在沒有辦法養活全家人。那年,父親13歲,拎上討飯筐和打狗棍,帶著11歲的小弟弟,一路流浪,整整走了3年,才過了山海關,小哥倆兒受盡了人間苦難。數年後,父親進入哈爾濱俄國人開的鐵路工廠學徒,總算有個飯碗了。日本侵佔東北後,工廠難以維持,譚國玉家裡的生活也越來越困難,儘管苦難無盡,頗有見識的父親說什麼也要供孩子讀書,譚國玉和哥哥上了小學。那年春天,家裡要斷糧了,哥哥放學後去打榆樹葉,誤闖日本人的住宅區,被一個日本軍官用馬刀砍死,全家人哭成一團。譚國玉幫助父親掩埋了哥哥,仰望蒼天,他把牙齒咬得咯咯響,國仇家恨深深埋在少年譚國玉的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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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地學女傑 劉恩蘭笑傲東海浪(3)
譚國玉家的隔壁搬來一戶鄰居,幾個大哥哥出出進進,他們的日語都很流利,經常在一起商量什麼事兒,好像有重要的秘密。大哥哥們對譚國玉很和氣,譚國玉最喜歡的是丁大哥和齊大哥,有時候,譚國玉晚上不回家,就鑽到齊大哥被窩裡,和齊大哥一塊睡。有一天傍晚,齊大哥對他說:“讓你辦點事兒,送個紙條,你敢不敢呀?”
“敢!有什麼不敢!”譚國玉舉起拳頭,又從口袋裡掏出個小彈弓給齊大哥看,他經常和小同學用彈弓打碎日本人家的玻璃。
齊大哥把一張紙條團成個小球球,放在譚國玉的口袋裡,叮囑道:“一旦遇到日本人或是巡捕、警察要搜查你,你就趕快把這個紙球吞下去,明白嗎?”
“明白啦!”譚國玉因為得到齊大哥的信賴而洋洋得意。“你等著瞧吧!”
譚國玉順利完成了任務,那年他才7歲。多年以後譚國玉才知道,他家的鄰居原來是中共北滿地下黨組織的一個聯絡點,丁大哥姓張,是偽滿洲國“國務總理”張景惠的親侄兒,地下黨領導人之一,解放後曾任北京市公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