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毛澤東是依照“反‘左’必出右”的這一“必然”規律，展開了反右傾。
首當其衝的是“主帥”彭德懷，因為彭德懷在7月14日寫了一封三千來字的信給毛澤東，指出“在1958年的大躍進中……一些左的傾向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
其次則是張聞天，被稱之為“副帥”，因為他那三小時的發言尖銳地批“左”。
此外，還有黃克誠、周小舟，也被列入“反黨集團”。
毛澤東的幾位秘書，此時也處境艱難：
李銳積極批“左”。毛澤東說，“李銳這次也是右派”。於是，在劫難逃了。
陳伯達曾稱讚過彭德懷的信，此時馬上“反戈一擊”，算是滑了過去。
田家英處境危險。他曾尖銳地批評了毛澤東的“左”的言行，差一點被劃入“右派”。
胡喬木呢？也頗為不妙。且不說他負責起草的《議定記錄》已經遭到非難，連他在上山途中說過的“五八年大躍進出了軌，翻了車”也被人揭發出來。所幸揭發者說此話是李銳講的（其實是李銳轉述過胡喬木的話），而李銳不願牽連胡喬木，自己承當了！
胡喬木得以過“關”，還在於毛澤東平日對胡喬木的印象還不錯。李銳曾如此回憶：
“有天劉瀾波告訴我，柯慶施向他說，主席跟柯談到對喬木的觀感，說喬木跟他一二十年，總還是一介書生。
“這使我想起1958年4月廣州會議時，主席談到要善於聽不同意見和反面意見時說的話：我們身邊有個胡喬木，最能頂人，有時把你頂到牆上，頂得要死。”
毛澤東對胡喬木“一介書生”的評價，大體上是頗為準確的。胡喬木一直難改濃厚的書生意氣。
至於最能頂人，表明他也並非一貫唯唯諾諾，一旦發表不同意見，夠尖銳的。
好在毛澤東對胡喬木畢竟還是很信任的，而胡喬木平素也小心謹慎，“頂人”並不多。
會議“反右傾”，日漸進入高潮。內中，特別是揭發了彭德懷、張聞天、李銳等所說毛澤東像“斯大林晚年”，一下子掀起批判高潮。8月10日下午，胡喬木抓住這一“謬論”，發揮了他的寫社論的擅長，富有邏輯地從六個方面進行批駁，指出毛澤東與斯大林晚年的不同：李銳，《廬山會議實錄》，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一、斯大林晚年嚴重脫離群眾、脫離實際。毛主席在哪一點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不是毛主席創造的又是誰創造的？如果不密切聯絡、徹底依靠、放手發動群眾，怎麼會出現去年的大躍進、公社化運動？
二、斯大林晚年在黨內是不講民主的或者很少講民主的，連中央全會都不召開。而我們卻不但經常開全會，而且經常開擴大的全會，這次會議也就是一次。很多檔案都是省、市委書記起草的，很多意見都是大家議出來的。毛主席十分重視黨內民主、尊重同志們的意見，怎麼能說和斯大林晚年相同？
三、斯大林晚年提倡個人迷信，毛主席在這個方面也同他相反。七屆二中全會就作出決定，不許祝壽，不許以人名命地名。中央曾根據毛主席的意見通知，他的塑像除了作為美術家的作品可以在美術館陳列外，一律不許在公共場所陳列。
四、斯大林在肅反問題上犯了嚴重的錯誤，他常把黨內矛盾、人民內部矛盾同敵我矛盾混淆起來，以至在蘇###內有許多中央委員、高階將領等被錯誤地殺害了。難道毛主席曾經殺過一箇中委、一個將軍、一個黨代會的代表嗎？毛主席對黨內鬥爭的原則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是分清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正因為這樣，許多犯過錯誤的同志至今仍然在黨中央團結一致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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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擺脫政治危機（2）
五、斯大林晚年無論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有停滯的傾向。在斯大林時期，蘇聯農業三十年沒有超過沙皇時代的最高水平。他否認對立面的統一，否認否定之否定，實際是丟了辯證法。毛主席正好相反，簡直可說是辯證法的化身。他雖已六十幾歲，精神比許多青年人都年輕，真正是生動活潑，一往無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是同他對辯證法的深刻了解分不開的，是同他始終充滿朝氣的精神狀態分不開的。
六、斯大林晚年對外犯過大國主義的錯誤。毛主席對別的國家一向很尊重，朝鮮問題就是一個好例子，對越南蒙古的關係也是這樣。對蘇聯的有些問題，我們也提出過意見，但是並沒有妨礙兩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