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也，因此遵循此一法則的配置結果，社會中的弱勢者勢必處於被淘汰的命運，這不是社會主義。因此，必須靠兩股力量來補足及矯正市場機制的缺陷，一是政府職能，二是社會事業。政府職能可以獲得作用，就是在政府可以運用的“公”部門資源中，透過相關政策，讓資源的配置更多地向弱勢者傾斜（比如保障性住房、社會醫療保險、公共交通系統與社會補貼與救助等），換言之，就是真正落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狹義的社會管理應該指的就是這一部分。另外，社會矛盾的紓解，也不能全部放在政府肩上，如何健康地發展社會事業（社會公益組織、非政府組織、宗教組織等）替政府分勞，則是廣義的社會管理。狹義的加上廣義的，就是社會改革。
次談“正義”。義者宜也。中國有句話叫“不義之財”，又說“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指的都是必須以正當手段來賭錢。馬克思當年指出兩種不義之財，是資本家壟斷資本剝削勞工，地主壟斷土地剝削農民。其實，理論上還有第三種壟斷，就是權力。權力的集中及缺乏監督所造成的利益分配問題就是不正義，也是社會矛盾在不公平之外的另一深層次根源，這就需要政治體制改革來做必要的矯正了。
毛澤東當年說，必須要人民起來監督政府。鄧小平也說，中國所有改革，其最終成敗，取決於政治體制改革。應該說，都是看到了市場經濟在配置資源時，有利於生產與效率，卻不利於公平與正義的特質。因此，在中國改革開放走了30年的此時，找到針對市場經濟改革的新突破口至關重要。社會管理、社會政策、社會改革，以及進一步再延伸到的政治改革，就是答案了。
以農立國VS以國立農
中國改革開放已30多年了，現在正在為下一個階段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探索新的思維，部署新的方向，“城鎮化”即是其中的核心之一。
“城鎮化”其實含有多重目的，（1）有利於擴大內需；（2）放寬中小城鎮的戶籍限制，接納農村釋放出來的巨大的富餘勞動力，讓眾多農民進城之後獲得工作形成購買力，也能拉動內需；（3）降低農村中的人與地的比例，有利於透過集約化農業生產，提高農業生產力。
“城鎮化”的構想雖然很好，但顯然必須與農村、農業、農民即所謂“三農”問題的解決捆綁在一起處理。於是國務院乃指定重慶作為“統籌城鄉綜合改革試點”的實驗區。
依重慶市最近提出並獲國務院原則批准的試點方案可以看出，這個方案頗有不少創新的政策，例如，讓進城的農民有三年的緩衝期，決定最終是不是要放棄承包地、林地與宅基地，全心全意地享有城市戶籍做個城市居民；另外，政府也將農民釋出的承包地及林地保留為農用，轉移給願意繼續留農的農民。這其中，其實就蘊含了一條很重要的發展策略——堅守18億畝農地規模的底線。
中國五千年來從來就是“以農立國”，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之一就是“神農氏”。農業及農業所依附的土地，就是中華民族的立身之本，一切的生命與生活，包括其衍生出來的風俗、信仰、科學、哲學、價值，都源於此。
其實，不光是中國，所有的古文明都建立在農業的基礎之上。直到18世紀，人類的歷史出現了工業革命。工業結合了科技就代表了最新生產力。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遊戲規則下，工業生產力的競爭力明顯地及全面地超越了農業生產力的競爭力。這種相對的優勢，不僅表現在近200年來國際權力結構的消長上，也幾乎表現在任何一個國家內部產業結構的消長變化上。
就中國而言，錯過了工業革命與市場經濟，被新崛起的工業大國欺侮了一兩個世紀，直到1979年中國決心走市場經濟及工業化。而一旦中國作出了正確的選擇，不過30年，就快速崛起。30年後的今天，就已經是全球出口第一、外匯儲蓄第一、GDP第二及製造業產值第一（明年）的經濟大國了。
與此平行發展的，則是中國國內，農業及農村活力的相對弱化，農業部門資源包括土地的持續流向工業部門，這即是日前要堅守18億畝農地底線的背景。
這條底線守不守得住？以過往的經驗看，恐怕不容樂觀，因為“市場”的力量實在巨大，除非以極大的決心否則難以抗拒。而這，也是目前幾乎所有發達國家採取的對策。
美國、德國、法國、日本，全是世界上最強的工業國及科技國，但這些國家全保留了廣袤的農地與相當規模的農業，所以如此，全靠政府的巨大財政補貼，以歐盟為例，27國組成的歐盟，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