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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由於全球尤其是美國經濟遠未復原，中國的出口市場恢復不易，甚至新一輪來勢洶洶的貿易保護主義大潮前浪已經到來。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在《紐約時報》撰文：《讓我們發動一場對中國的貿易戰吧》形同宣戰檄文。除了外患，還有內憂。在國內巨量流動性及海外流入的大量熱錢的夾擊下，樓市、股市大幅飆升，物價也已出現了通膨的苗頭。投資專家查諾斯在《紐約時報》撰文警示，“中國樓市泡沫比迪拜還要嚴重”。因此，一定程度的貨幣政策的調整看來已勢所難免。內外變數均多，西方投資家大彈“賣空中國”之調，也就不足為奇了。
一邊看好，看得如此之好，一邊看空，看得又如此之空，究竟對“中國”，應該是“買入”還是“賣空”，2010年的全球市場勢將出現罕見的多空交戰。索羅斯，作為一個“對沖”鼻祖，有其極為敏銳的嗅覺，目前決定將其旗艦投資公司“索羅斯基金管理”移師香港，開設辦事處，並調來兩員猛將坐鎮。索羅斯是不是看好中國？是的。但準確的說，是看好中國的“對沖投資環境”！說得乾脆點，“對沖”中國。
有一個有趣的問題，索羅斯明白，2010年的中國經濟既可以看多，又可以看空，他的本事就是比別人能看得更早一點。那麼，他又是如何看，根據什麼作出判斷的呢？
角度當然只有兩個。一個是國際尤其是美國的動向，涵蓋麵包括金融、貿易、政治、戰略等等，這些訊息，他有的是。再一個就是中國的政策動向，以決定力與影響力言，這個比上一個更重要，是他功課的新重點。
就理論言，中國2010宏觀經濟的走勢取決於兩個方面：（一）能不能做好軟著陸？（二）能不能進行硬改革？
軟著陸指的是讓股市、樓市降溫，但不是劇挫，同時還要把物價上漲的勢頭壓住。這就要靠貨幣政策的調整，包括信貸控制、公開市場操作、調整存款準備金率或利率，甚至調整匯率，總的方向是緊縮。但貨幣政策的緊縮不能影響到“平穩較快的經濟增長”，所以財政政策必須維持積極擴張，一言以概之，就是“調‘貨’不調‘財’”。
財政政策既要積極擴張，所以投資力度不能減，甚至還要加強，但卻需要避免再犯重複投資與產能過剩的毛病，因此，調結構就成了重中之重。
調結構涉及到方方面面，包括產業結構、產權（國與民企）結構、城鄉結構、中央與地方財政結構、收入結構、區域發展結構等等，而所有這些結構的調整，在不同程度上都會聯動到經濟改革、社會改革及政治改革。所以，“調結構”能否成功與“硬改革”有關。
總而言之，2010中國經濟怎麼看？主要就是看“軟著陸”與“硬改革”，軟、硬兩手都搞好，勢必看好，否則反之。想必索羅斯亦應如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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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西省”VS“海東省”
深圳特區和廈門特區成立30週年慶典分別獲得了國家領導人的道賀，並揭開了中國新一個發展階段在這些特區及海西經濟區進行更多先行先試改革試點的序幕。
2005年10月“支援海峽西岸經濟發展”寫入“十一五”規劃綱要；2009年5月，以福建為主體的海西經濟區戰略正式納入國家發展戰略；2011年即將啟動的“十二五”規劃，包括汕頭、廈門、福州及溫州四市，以福建為核心，擴延到浙江南部、江西東部及廣東東部，涵蓋範圍255平方公里的海西經濟區，勢將成為中國宏觀發展戰略的重中之重。
30年前，鄧小平圈定了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地方，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先行先試實驗的特區，30年來，表現不一，深圳最為出色，其次珠海、廈門，再次汕頭。其中原因，地緣因素或為關鍵。深圳、珠海面對的是香港、澳門；廈門、汕頭則隔海峽與臺灣對望，臺灣海峽則成了兩岸當局政治對立下的分隔帶。福建跟臺灣，不但難言經濟整合，廈門與金門，更是典型的咫尺天涯。__
必須看到，海峽兩岸如此的對立與隔閡，其實，並非始於1949年之後的兩岸分治。幾乎可以說，從臺灣進入到中國歷史舞臺一開始，基本上就沒有擺脫過這樣的宿命：（1）明末鄭成功以臺灣為根據地反清復明，海峽兩岸對峙；（2）康熙派施琅平臺灣，目的在平亂，而非在主權的考慮與經濟的動機，那時天朝尚無主權意識，故平臺之後，治理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