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左，否則就失去民眾了。但老闆本身是屬於極右的，當媒體極左到一定程度時，他就會壓制很多新聞，這兩者之間就會平衡。因為媒體儘管有很多極左的東西，但是也會反映一些真實的東西，所以在機制上應該有個平衡。只是中國沒有這個平衡機制，從上到下都是以極左為主，沒有平衡基礎，因此媒體就會選擇且會被允許選擇這些大家認為並不是真實或斷章取義的東西。
蘇小和：顯然你提到了一個更加重要的話題，這就是中國的媒體建設，中國媒體在社會結構中的效用問題。可惜這一直是我們最大的軟肋之一。更多的時候， 媒體僅僅是一種宣傳部門的工具，我們還看不到真正有價值的獨立媒體。
任志強：國外的媒體，在過於極左的時候會被極右壓制。當然也有代表右派的報紙，但大部分一般都是以極左為共性。我們國家因為缺乏這種制約機制，所以很顯然會往一邊倒。因此當某一媒體產生一個聲音的時候，其他的媒體可能用同樣的方法去跟風，它就變成了一股很強大的力量，那麼民眾會產生很多的誤解。
任志強的邏輯（4）
我舉兩本書的例子，一本是《烏合之眾》，還有一本是《身份的焦慮》。阿蘭·德波頓對媒體也是這樣的評價：“報紙會使這一情況變得更加糟糕。勢利者通常並無獨立的判斷能力，他們無非是撿拾那些所謂的社會名流的牙慧。因此，勢利者的觀點和立場在極大程度上受報紙導向的影響。”我們可以看到國外很多書，都是用這種方法來表達媒體的導向性錯誤。不得不承認，這個社會里的“烏合之眾”是一個常態，對“烏合之眾”的迎合，或者其他類似的情況，是比較典型的表達方式。
蘇小和：我能否理解成，你一直在提醒自己獨立思考，既不媚上，更不媚眾，或者說是主要不媚眾？
任志強：從我的知識面來說，由於我們這代人天生就是從政治的染缸當中染出來的，所以從小就開始關心國際大事、關心政治，讓我們不關心政治不太現實。所以北京的計程車司機都會說政治和官吏的情況，但是上海的計程車司機是談怎麼做生意、掙多少錢，到長沙可能更多的人關心超女超男。地域文化、生長年代決定了人們關心的重點不一樣。所以，我們20世紀50年代初期出生的人，更多的可能還是討論政治、經濟等這些所謂的國家大事。
“*”以後，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就有一個基本的想法，中國的經濟向什麼地方去？這個大家比較關心。很多人說我接近於學者，或者說更多地關心宏觀經濟。確實是這樣。20世紀90年代初期，我們就投入改革基金會八百多萬，支援他們做宏觀經濟論壇。我們組織了各種各樣涉及宏觀經濟的活動，因為我們想從理論上解決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解決中國製度改革、國民經濟發展的一些問題。到現在我們仍然堅持著做宏觀經濟論壇等活動，這樣就使我們和宏觀經濟緊密聯絡起來，這是做企業家應更多關心的事情。
另外一方面就是關於企業管理的問題，比如說經營機制等，我們也會有很強的支撐。我們也尋求了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的支援與合作，共同做了很多企業論壇之類的活動。
關於這兩方面，可能一部分人更多關心企業內部管理問題，因為它涉及到生存；他不太關心宏觀經濟問題，中小企業通常和宏觀經濟的聯絡沒有那麼緊密。但是這幾年可能越來越多地跟宏觀經濟聯絡在一起了，比如說匯率，過去幾乎不在乎匯率，但是現在匯率已經影響到中小企業的生存問題。所以現在更多的人開始向這個方向發展，開始關心宏觀經濟的一些東西。實際上，我們早就已經關注宏觀經濟了，我們認為它與行業、企業的發展有密切聯絡。因此在看問題的時候，我不僅僅從一個行業，而且更多地從國家政策和宏觀經濟的角度去考慮問題。
蘇小和：當你這麼言說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自己有一些曲高和寡？
任志強：中國有個普遍現象，把家庭內部的文化層次平均一下，大部分還處於初中文化水平。一個電視節目能讓全家人都接受，大部分是因為它讓初中文化程度的人能夠接受。《百家講壇》在一個家庭裡可以得到共同的關注，但是一些對話和經濟類節目可能較少有人看，也看不懂。
這既是一個好事，也是一個很糟糕的事，它會限制人們向上走。所以過去家庭一臺電視機，或兩臺，最後可能發展到家庭裡每人一臺電視機，各看自己要看的節目。目前，在家庭共同觀看的節目中，中學文化為主的東西最受歡迎，或收視率是最高的。這是很奇怪的一個現象，可是它成為了一種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