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革命根據地。當時佔據鄂豫皖黨組織和紅軍主要領導地位的張國燾，被三次反“圍剿”的勝利衝昏了頭腦，未能乘勝擴大戰果，擴大紅軍，開闢新區；加之，國民黨在日寇節節進攻下準備遷都洛陽，他就主觀地認為，紅軍的力量很大了，國民黨軍隊已經成為“偏師”了；只要紅軍不停頓地進攻，就能很快地取得決定性的勝利；而對敵人新的嚴重圍攻，缺乏準備。第四次反“圍剿”開始以後，他又拒不執行毛澤東同志電報指示的：“誘敵深入，待機破敵”的方針，拒絕徐向前等同志的正確意見，致使紅軍遭受重大傷亡，陷於被動。在紅軍連戰失利後，張國燾又跳到另一個極端，倉惶失措，右傾逃跑。紅四方面軍主力被迫離開鄂豫皖革命根據地，造成第四次反“圍剿”鬥爭的失敗。
當時，我在皖西北道區（當時鄂豫皖邊區共分鄂東北道區、豫東南道區和皖西北道區三個道區，相當於現在的地區）任道區委員會書記。當紅四方面軍主力從鄂東向皖西轉移時，東線敵人進逼皖西北根據地的中心——麻埠，我被迫帶著皖西北地方部隊兩個團向主力部隊靠攏。那時，徐海東同志是紅九軍二十七師師長。他和紅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劉士奇同志帶領一個團擔任後衛，掩護主力部隊轉移。由於敵人插入，截斷了同主力部隊的聯絡。在英山西界嶺劉士奇、徐海東同志和我會合了。不久，鄂豫皖中央分局來信指示我們留在湖北、安徽邊界堅持鬥爭，開展工作。組成鄂皖工作委員會，指定我擔任書記。我們共同研究，為了堅持鬥爭，需要樹起一面旗幟造成聲勢，既有利於牽制敵人，又有利於發展工作。決定把這兩部分軍隊合編，成立紅軍第二十七軍，劉士奇同志任軍長，我任政治委員，海東同志任七十九師師長，王建南同志任師政治委員。在極其緊張的情況下，整編部隊，進行動員，投入戰鬥。新組建的紅二十七軍經英山打到安徽的霍山、潛山、太湖、宿松一帶。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跟攔阻和追擊的敵人幾乎天天打仗，有時一天要打好幾仗。海東同志率領部隊，前面緊張時任前鋒，後面緊張時任後衛。活動的地區又多是高山峻嶺，給養十分困難，多半靠野菜、南瓜充飢，海東同志累得吐了血。蘇區很多群眾，也和部隊一起行動，人數超過部隊好幾倍，更增加了糧食的困難，部隊的機動性也受到很大的限制，想走也走不快，於是，我們決定往回打，返回蘇區，把群眾護送回家鄉。當部隊回到原來蘇區的商城南部時，得知六安、霍邱等縣內的大部分城鎮都被敵人佔領了。以後，我們率隊到達黃安縣的七里坪，才知道張國燾已經把紅四方面軍主力帶到鐵路西去了。在七里坪，省委決定紅二十七軍部隊全部編入紅二十五軍，軍長是吳煥先同志，海東同志任紅二十五軍七十四師師長。我帶著一個特務營又回到皖西。
三一九三三年春，省委主要領導同志執行第三次“左傾”路線佔統治地位的黨中央的指示，決定圍攻七里坪。海東同志根據親身的實戰經驗，從當時敵我雙方力量對比的實際情況出發，堅決反對圍攻七里坪，並和堅持錯誤主張的同志進行了激烈的鬥爭。結果，他的正確意見仍然沒有被採納。由於敵人兵力眾多，實際上七里坪並沒有被圍困，反而把我軍拖得疲備不堪，嚴重地削弱了部隊的戰鬥力。實踐證明海東同志的意見是完全正確的。
當時，我在皖西帶領紅八十二師跟敵人打游擊，部隊有所發展。由於皖西北不是敵人的主攻方向，皖西北的困難情況比鄂東北要稍好些。一九三三年秋，紅二十五軍在鄂東處境困難，衝破敵人的幾層封鎖，到達皖西。部隊稍事休整和補充一些糧食、給養後，從南溪、葛藤山出發，準備返回鄂東。軍長吳煥先同志帶領部隊前行，副軍長徐海東同志帶病擔任部隊後衛，中途被敵三十一師沖斷。海東同志指揮部隊，擺脫了敵人，又收容了被截斷的六個連隊，回到皖西對我說：“敵人增修了公路和碉堡，兵力增加了，封鎖線一時突不過去，我帶的部隊就留皖西地區戰鬥吧！”經皖西北道區委員會決定，將皖西北的地方部隊和海東同志帶來的部隊合編，成立紅二十八軍。海東同志任軍長，我兼任政治委員。不久，我生了一場大病。我病倒了，皖西北地區黨、政、軍的工作，都由海東同志主持，他乾得很出色。
一九三三年冬，敵人又增加了兵力，向皖西北蘇區進攻。由於敵人反覆“圍剿”，實行“三光”政策，蘇區的糧食被搶走了，房屋燒光了，大批革命群眾遭到屠殺。但是，革命根據地的人民寧死不屈，堅持鬥爭，盡全力支援紅軍。在根據地日益縮小，人民群眾生活極為困難的情況下，紅軍的供應，只有向敵佔區發展，在打擊敵人的過程中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