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考大學是我改變命運的唯一機會。
可是，當我一切準備就緒，準備報考時，“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後來賀玉問我：“我不明白，你在銀行工作挺好的，我們又那麼相愛，你為什麼非要考大學呢？”
我卻說了一句：“愛情代替不了事業。”
直到今天我仍然這麼認為，愛情是生命之根，事業是生命之土壤。沒有土壤根就會枯萎和死亡。一個人絕不能因為有了愛情就放棄一切。愛情只是一個熾熱的短暫，不管雙方愛得多麼熱烈，多麼如火如荼，最終它總會走向平靜。如果因為愛情而失去自我，那最後失去的不僅僅是愛情……愛情是一個平衡學，它是一種內在和外在的綜合平衡，如果一方打破了平衡，那麼距離分手已經不遠了。我覺得無論是男人還是女人，都應該有自己的事業，只有這樣才能活得充實。
我本以為“文化大革命”很快就會結束的，第二年可以再考，沒想到“第二年”卻變得遙遙無期。
就這樣，我的大學夢永遠留在了那個矮小、破舊的茅草屋裡，留在了杏林河邊的幾棵白楊樹下……
死神在女兒的哭聲中放過了我無情的歲月，新房變成了地獄。在冰窖般的小屋裡，地獄之門一次次向我和剛出世的女兒敞開。面對冰冷的世界，我發出“為了他和孩子，我一定要活下去”的吶喊！
《生命的吶喊》 第四部分 《生命的吶喊》 第五十六節
1966年，“文化大革命”剛一開始，我像許多人一樣，懷著對黨、對毛主席的無限忠誠，認真地聆聽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積極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跟著造反團上街遊行，刻鋼板，印小報……至今家裡還儲存著兩大本那個時期的小報呢。
這期間，我幹了一件最愚蠢、最對不住父親的事……
有一天，我得知跟我同時分配來的四名運動員早都轉幹了，有的還加入了共青團，唯獨剩我自己因為父親的“歷史”問題沒有轉幹，一直是工人編制。我很生氣，回家就責問父親：“爸，你去當兵幹啥？害得人家連幹都轉不了！”
父親一聲沒吭，只是微微抖著下巴，瞪大眼睛一動不動地盯著我……
母親急忙把我拽出去，悄聲嗔怪我：“你這孩子怎麼這麼不懂事？你爸剛被批鬥回來，脖子上掛牌子的印還沒消呢！”接著，母親第一次對我講起父親被抓去當兵的經過……
母親說：“為了那點破事，你爸一輩子都直不起腰來……”
聽到父親的遭遇，我覺得不該這樣對待父親，急忙進屋向他道歉：“爸，對不起，我不知道是這麼回事……爸，別生氣了，噢……”可是，無論我怎麼哄他父親始終沒說一句話。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使我感到越來越迷茫、越來越糊塗了。
先是賀玉在體委第一個被打成了“反革命”、“小鄧拓”，批判他的大字報貼滿了體工隊的牆壁，也貼滿了我迷惘的心。對賀玉揭發最多的，正是教過我和賀玉的那位教練……
接下來，世界變得越來越荒唐，越來越不可思議了。
再後來，我和賀玉參加的“8·25”派被定為反革命組織，頭頭被抓，司令部被摧垮。我所在的佳東辦事處，所有參加“8·25”派的全部退出，最後只剩下我自己……
對這場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我們感到越來越困惑、越來越迷茫了。於是，我們在困惑、迷茫、找不到方向的情況下，決定結婚吧。當時賀玉已經在體校當教練了。
《生命的吶喊》 第四部分 《生命的吶喊》 第五十七節
1967年9月9日，星期六。
下班後，我回家吃了一碗母親做的荷包面，告別了父母，踏著剛剛下過小雨有些溼漉漉的馬路，騎著腳踏車一個人向新房走去……
此刻，我並不知道三姐在北京正經歷著人生最痛苦的時刻……
幾天前，北京石景山鋼鐵廠打來電報，讓三姐立刻去北京。三姐以為姐夫病了，帶著兩個女兒匆匆趕往北京，可是到了北京，三姐卻被攙進了太平間……而我得知這一切，已經是數十天之後了。
出來迎接我的，只有剛清掃完屋子、兩手沾滿灰塵的賀玉……
賀玉向體委借了一間閒置多年的舊體育館耳房，自己間隔出一間小屋，就成了我們的新房。
沒有任何儀式，沒有一個祝福，沒有新增一件新衣，只有我和他，在幽幽的燈光下，坐在哥嫂送給我們的唯一一張小桌前，舉起了兩杯紅葡萄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