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到今天這種絕境……”
當然，最終促使霍夫曼徹底轉變的還有越來越嚴峻的戰爭形勢，以及他那沒有泯滅的人性……
當霍夫曼被關押在監獄裡，以絕食來拒絕接受審判時，他與金玲有一場深刻的對話：
霍夫曼：“我已經不需要審判了，對我的審判不是今天，而是早在幾年前就開始了！審判我的不是別人，而是我自己的良心。我的良心很早就開始審判我了，審判我良心的不是別人，恰恰是你金玲……”
金玲十分驚愕：“怎麼會是我？”
《生命的吶喊》 第一部分 《生命的吶喊》 第十節（2）
霍夫曼：“是的，你的每次到來無形中都在審判我，還有我死去的妻子和兒子，他們都在審判我……現在，我成了德意志的叛徒，比利時的罪人。我已經看不到任何希望了。我曾引以為自豪的德意志，曾引以為自豪的大日耳曼民族，全完了，全都成了千古罪人，成了人類的公敵……我的國家成了百孔千瘡的廢墟，我的民族被送上了歷史的審判臺，我這個德意志的將軍，死與不死，存在不存在，還有什麼價值？我早已一無所有，沒有親人，沒有財產，沒有自由，我這個死亡之軀，已經不需要任何人的審判了。我現在唯一希望的就是儘快解脫自己！”
金玲：“霍夫曼將軍，我一直認為您是一個堅強的人，一位令我敬佩的將軍。儘管您幹了許多罪惡之事，可我一直敬佩您。我覺得一個人無法選擇國家，也無法選擇時代……可現在，您不敢面對審判，而是用絕食來美化自己！您不敢上法庭，不敢用接受審判來淨化您的靈魂，不敢面對千百萬被你們殘酷鎮壓過的群眾……”
然而在法庭上，金玲卻不顧眾人的唾罵與譴責，挺身為霍夫曼出庭作證，這一舉動使萬念俱灰的霍夫曼老淚縱橫，連連向法庭謝罪：“法官先生，我對比利時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我以沉痛的心情向比利時政府和人民真誠地道歉……”
兩個月來，我如醉如痴地沉浸在我的世界裡，跟我的主人公一起流淚，一起焦急，一起歡呼勝利……
我先生除了一日三餐保證我的吃喝，還幫我查閱大量的資料，把我所需要的資料一一篩選出來，供我使用。
自從創作以來，我一個人一直在創作的道路上艱難地跋涉，每當遇到困惑時，總渴望能找到一位名師高人請教請教，可是命運始終沒有賜給我這樣的機會。
這次創作這部《蓋》劇更是如此。我幾次想給初次相識的劉揚體先生打個電話，因為老先生在上次會上給我留下了極好的印象。他對劇本看得非常認真，做了筆記，發言時，並不像推土機那樣發表一番破壞性的高見，猛轟一通就完事了，而是對劇本提出許多建設性的寶貴意見，使我在一片廢墟上能找到一份重建大廈的希望，保留一份振作的信心。
但我一直顧慮重重，怕打擾人家，怕大評論家不肯施捨寶貴的時間和智慧。後來才意識到，在《蓋》劇劇本的創作中，我最大的幸事就是結識了這位中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著名影視評論家劉揚體先生。我覺得無論他淵博的學識，還是對作品高屋建瓴的見解，無論他對作者的滿腔熱忱，還是他不媚上、不卑下、不看風使舵的高貴品格，都堪稱文藝界的楷模，人生的典範。
這天晚間，我終於鼓起勇氣撥通了老先生的電話，老先生溫文爾雅而又熱情的話語，就像窗外夜幕中的一盞燈光，頓時驅散了我心中的惴惴不安……
“雅文，以後有什麼問題儘管來電話好了，千萬不要客氣。”
於是，這位只有一面之交的老先生成了我的恩師，成了我《蓋》劇劇本創作中的精神支柱。他用淵博的學識和智慧點撥我的靈感，啟迪我的思路，豐富著我劇作的內容。
他囑咐我，對劇中的每個人物，都要找到他行為的思想根基。尤其對男女主人公，千萬不要概念化，不要用中國的觀念去圖解他們，一定要找出他們行為的內在根基。金鈴的成長應該隨著戰爭的推進，隨著比利時人民反抗德國法西斯的推進而漸趨成熟，不要一開始就把她寫成反戰女英雄，寫成“高大全”式的人物。她的作為要符合一箇中國留學生的身份。他說，文藝作品不僅要符合生活真實，而且要符合藝術真實，不僅要符合生活邏輯，而且要符合藝術規律的內在邏輯。他告訴我，德國人喜歡音樂，是音樂家的搖籃，出過巴赫、門德爾松、貝多芬等許多著名音樂家。他讓我在劇本里體現這點，這樣能增強劇本的文化氛圍。在《蓋》劇中許多有關音樂方面的情節，都是老先生指點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