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守孫邕見，出過勳。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勳以塹壘未成，解止不舉。大軍還洛陽，曜有罪，勳奏絀遣，而曜密表勳私解邕事。詔曰：“勳指鹿作馬，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駁：“依律罰金二斤”。帝大怒曰：“勳無活分，而汝等敢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奸，當令十鼠同穴”。太尉鍾繇、司徒華歆、鎮軍大將軍陳群、侍中辛毗、尚書衛臻、守廷尉高柔等並表“勳父信有功於太祖”，求請勳罪。帝不許，遂誅勳。勳內行既修，廉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莫不為勳嘆恨。
由上可知，法律並不能約束皇帝的淫威，然而，三官總算可以提出自己的異議，畢竟比世人皆鉗口不言好一點。又如《三國志》卷12《司馬芝傳》言：
司馬芝……遷大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廁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獄。芝曰：“夫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贓物先得而後訊其辭，若不勝掠，或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從之義，不亦可乎！”太祖從其議。
司馬芝的話，雖不合乎應把每一案件搞清楚的道理，但在專制法律動不動就酷刑拷打、每每冤殺無辜平民的殘虐情況下，還是不無可取的。
大鴻臚秦稱典客，漢景帝改稱大鴻臚。王莽稱典樂，東漢三國均稱大鴻臚。大鴻臚掌與諸侯國及少數民族有關事宜。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孫權因陰謀奪取荊州，遣使表示降操。及黃武元年（222年）孫權大敗劉備後，又復叛魏。魏三公奏請“免權官，鴻臚削爵土”。說明鴻臚是掌管屬國和少數民族事務的。曹丕對兄弟諸王頗苛刻，“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對曾與他爭奪太子寶座的曹植更“事事復減半”。還不時向藩國調發士息。後來曹植向曹叡上書言：“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可知向藩國調發士息，亦屬大鴻臚職責之一。“鴻”，大也；臚，傳也。皇帝接見諸侯或屬國酋長時，掌贊禮者大聲傳呼之，故稱大鴻臚，又稱典客。傳呼聲與樂聲並作，故王莽名之曰典樂。大鴻臚最經常的職掌即典諸侯王等朝見天子的禮儀。
宗正亦秦官，漢平帝時，王莽專權，改稱宗伯。莽代漢，並其官於秩宗（太常）。東漢複稱宗正。掌皇族與外戚事務。兩漢皆以劉姓宗室充任。就史書所見，曹魏時任宗正者僅有曹恪、曹楷，分別見於《晉書》卷19《禮志上》及卷31《后妃·文明王皇后傳》。未敘有具體事蹟。魏既苛待親族，又禁外戚干政，宗正之職自然處於無關緊要地位。司馬氏專魏政之後，更以光錄勳鄭袤兼領宗正，表明宗正更不受重視了。
大司農秦名治粟內史，景帝改稱太農令。武帝改稱大司農。王莽先改羲和，繼名納言。東漢複名大司農。魏初設大農，黃初二年（221年）改大司農。蜀、吳亦各有大司農。《後漢書·志》第26《百官三》言大司農的職掌說：
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排程者，皆為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郡國鹽官、鐵官本屬司農，中興皆屬郡縣。又有稟犧令，六百石，掌祭祀、犧牲、雁鶩之屬，及洛陽市長、滎陽敖倉官，中興皆屬河南尹，餘均輸等皆省。
大司農到東漢時，雖仍說掌錢穀，但也只掌國家錢穀的不大部分，且主要附屬機構已不存在，故經濟頗形拮据。
三國為擾攘多事之秋，大司農的經濟收入自然更差，因之只能供給一些如同水利工程之類的興建工錢，如《水經注》卷9《沁水》注引《魏土地記》載魏野王典農中郎將司馬孚給魏明帝上表曰：
臣被明詔，興河內水利，臣既到檢行……方石可得數萬餘枚，臣以為方石為門，若天亢旱，增堰進水……經國之謀，暫勞永逸，聖王所許，願陛下特出臣表，敕大司農府給人工，勿使稽延，以贊時要。
由上可知，大司農的職掌之一是為興修水利等事業出僱工錢。我們前已言及，典農官並不隸屬於大司農。假若大司農是司馬孚的頂頭上司，他就不會繞過大司農而請求皇帝轉“敕大司農府給人工”了。據《後漢書》卷41《鍾離意傳》：
鍾離意……顯宗即位，徵為尚書，時交阯太守張恢坐臧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群臣……時詔賜降鬍子縑，尚書案事，誤以十為百，帝見司農上簿，大怒，召郎（尚書郎），將笞之。意因入，叩頭曰：“過誤之失，……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輕，咎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