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上，確實減輕了農民運送軍糧的沉重勞役負擔。
但是，由於封建剝削制度的種種弱點，所有政治、經濟狀況也必然好景不常，屯田制度之趨於衰落同樣不能避免，今試談其由盛而衰的經過：
自黃巾等農民起義摧垮了腐朽透頂的東漢王朝以後，隨之出現了群雄爭逐的局面。那時，人民固然最遭殃，但豪族地主亦不能照舊過安逸的寄生生活，他們“捐棄居產，流亡藏竄”，有的還“飄泊風波，絕糧茹草”，甚至棄屍路途。戰爭固極殘酷，卻也沙汰了政治上的殘渣餘孽。正因如此，當曹操成為中原霸主之初，政治面貌和社會風氣遠遠勝於衰漢之世，史謂：“人擬壺飧之絜，家象濯纓之操，貴者無穢欲之累，賤者絕奸貨之求，吏絜於上，俗移乎下”。史書如此描述，雖涉誇張，緣當時豪族地主既失去其固有的土地財產，亦不得不折節力行，以求登攀仕進之路，因之政風看好，階級矛盾較前有所緩和，屯田事業亦賴之成功。但，屯田制度，畢竟是戰時應急措施，至三分局面形成，戰爭明顯減少，社會秩序相對安定，原來的地主豪族便利用其重新獲得的權勢地位，侵奪公有田地和勞動力；屯田民亦不願長此忍受強制軍事編制的束縛和日益沉重的賦役剝削。因此，民屯便逐漸走下坡路，如《三國志》卷12《司馬芝傳》載：
先是諸典農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要利入。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務農重谷，《王制》：‘無三年之儲，國非其國也’；《管子·區言》以積穀為急。方今二虜未滅，師旅不息，國家之要，惟在谷帛。武皇帝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桑為業。建安中，天下倉稟充實，百姓殷足。自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為部下之計，誠非國家大體所宜也。夫王者以四海為家，故《傳》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富足之由，在於不失農時，而盡地力。今商旅所求，雖有加倍之顯利，然於一統之計，已有不貲之損，不如墾田，益一畝之收也……臣愚以為不宜復以商事雜亂，專以農桑為務，於國計為便”。
司馬芝以上奏疏透露的情況，對於瞭解曹魏屯田由盛而衰的演變歷程，至關緊要。操時是民屯興旺時期，是時典農官專以農桑為務，生產情況自然較好。可是操死後，曹丕稱帝以來，典農官受當時政治、社會風氣的影響，不安心於農業生產，而紛紛經商求富。《三國志》卷4《高貴鄉公傳》注引《世語》言魏明帝“青龍中，石苞鬻鐵於長安”；《晉書》卷33《石苞傳》又言石苞曾“販鐵於鄴市”，就是典農官令部下販物治生的證據。典農官既心在發財，故抽調屯田吏民去為他們經營商事，從而使留者給行者代事田計，怎能不妨害生產呢？另外，繼曹丕之後登位的曹叡，大建宮室、勞民傷財，也是破壞屯田事業的一大病害。
其時，外有吳、蜀大敵，內興百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饑饉薦臻”，使得吏民皆怨，百姓失業。曹叡死後，在曹爽與司馬懿共執朝政的十年之中，曹爽一派趨於驕奢，何晏等“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及壞湯沐邑以為產業，承勢竊取官物，因緣求欲州郡”。他們把屯田土地佔為己有，直接威脅了屯田制的存在。司馬懿父子為了圖謀殺爽奪權，在上則籠絡朝臣武將，在下則陰養死士。司馬氏專政後，為了達到其篡魏成晉的目的，公開將屯田客帶租牛一併賞賜公卿以下官吏。《晉書》卷93《王恂傳》載：
魏氏給公卿以下租牛客戶數各有差。自後小人憚役，多樂為之，貴勢之門，動有百數。又太原諸郡，亦以匈奴胡人為田客，多者數千。
以上所云“魏氏”，實乃司馬氏所為，賜給公卿以下以租牛客戶，系司馬氏籠絡朝臣以遂其篡奪野心之一種手法。入晉之後，司馬炎更公開袒護侵佔官田的王公大臣。如尚書令裴秀、尚書山濤、中山王司馬睦及尚書僕射武陔等各侵佔官稻田，經司隸校尉李熹告發，司馬炎雖然表揚了李熹，但對裴秀、山濤等親信大臣並不追究問罪，只懲罰了一下為大臣們侵佔官田服務的騎都尉劉尚和立進縣令劉友，就算了事。
屯田民對於曹魏政府強制他們進行屯田的舉措，一開始就有所抵制。《三國志》卷11《袁渙傳》言：“是時新募民開屯田，民不樂，多逃亡”。經過袁渙向曹操進言，曹操始在一定程度上改強制為自願，情況因之有所扭轉。據《三國志》卷47《吳主傳》載：
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徵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以上江淮間十餘萬戶民眾皆驚走吳事，《三國志》卷14《蔣濟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