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有地域侷限的。它們是在回應來自內部的挑戰過程中產生和發展的。全球化轉型則需要回應全球化問題的挑戰，這為各種文明都提供了機遇。一種文明有沒有未來，依賴於這種文明能否為全球性問題提供解決辦法。這就類似於工程招投標，誰能中標，不是自己說了算的，而是在方案的競爭中決出的。中華文明在這輪角逐中，是不是能夠勝出呢？
無論答案是什麼，有一個判斷可以做出：中國崛起不只是物質力量的崛起，而且是文明的崛起。如果沒有文明的崛起，中國崛起即使成功，也只是短暫的。而中華文明在資訊時代、全球化時代和歐洲革命時代的崛起，意味著中華文明一定要成為普世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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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曾經是世界的中心嗎？
第一章 大轉型：透過〃歷史三峽〃
颱風正在狂吹，誰能用勉強的方法阻止？誰能借懷古之幽情來挽回？
——殷海光《中國文化展望》
中國的一些學者刻意渲染這樣一個觀點：直到１８２０年，中國一直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這個論點在西方學術界也很有市場，他們把１５００年作為歐洲超過亞洲的起點。比如，拜羅克和弗蘭克就認為，１８００年時，中國遙遙領先於歐洲２。中國以及亞洲、拉美等國家的落後，是西方殖民剝削的結果。
實際上，被學者們一再援引為權威作家的麥迪遜對於上述說法，是持批評立場的。他把上述說法稱之為〃有時被當做事實的離譜的想象〃，而他則認為，真正的事實是：１１世紀是西歐經濟開始上升的轉折點。他援引戴維·蘭德斯的話說：〃在工業革命之前，西歐就已經富裕了，即與那個時代世界其他地區相比是富裕的。它們的財富是數世紀以來緩慢積累的結果。這種積累依次依賴於投資、對歐洲之外的資源和勞動的利用以及重大的技術進步。它不僅發生在物質產品的生產方面，也發生在它們的交換和分配的組織及融資方面。似乎顯然的是，從１０００年到１８世紀的近千年時間裡，人均收入經歷了顯著的增長……很可能是三倍的增長。〃而拜羅克則為了證明自己堅持的觀點……〃富裕國家造成了第三世界的貧困化〃……而〃捏造了資料〃。
麥迪遜指出，中國從１４世紀開始，就處於長期停滯的狀態。到１９世紀，超過１／４的ＧＤＰ仍然來自傳統的手工業、運輸、貿易、建築和房地產服務，其中大部分是在農村地區發生的，這些產業在１５００年時的相對重要性與在１８２０年時完全一樣。中國在土地生產率上的巨大進步和生活標準方面較溫和的改進發生在宋朝，在此之後的６個世紀內，中國人均ＧＤＰ一直停滯不前。其中的原因，是技術進步的緩慢和經濟體制的缺乏改進，農村一直是增長的主要來源。對此的一個佐證是，中國的城市人口比重從唐朝到１９世紀之間沒有發生急劇的變化。
中國學者在使用麥迪遜提供的資料，即直到１８２０年中國經濟總量是世界第一時，〃忘記〃了麥迪遜指出的另一個事實，即中國自１１世紀已經陷於停滯。這種故意的忘記，原因之一是為了來論證中國近代的落後，是因為捱打的結果，是西方殖民主義的剝削給中國帶來了貧困化。這是西方的左派歷史學家以及中國的一些學者都最愛使用的論述方式。為了使這一論證看起來符合歷史，就要把歷史的起點定在西方擴張到東方的時期，也就是１９世紀。
歷史現場：李鴻章對俾斯麥
在一些人看來，復興是中國現代國家〃世界觀〃的核心。由此而形成的主流的歷史敘事，是單一中心論，不是歐洲中心，便是中國中心。根據這種世界觀，中國經濟近２５年的快速發展，除了重回世界經濟的中心，還意味著中國超越西方文明，〃成為未來全球文明的主導力量〃。更有甚者，將意味著中國以參透了的西方達爾文主義態度回敬西方。這就是西方一些觀察家感到擔心的〃中國的仇恨心結〃。
但是，〃制夷〃世界觀是狹隘的。這種世界觀總是無法全面檢討中國所面臨的世界形勢。在政策上，總是無法超越既得利益者的眼界，採取重大的改革措施。中國近代歷史的一再頓挫，在希望之中總是失望，其中的癥結，就是順利時沉醉於成就，困頓時沉陷於憤怒。對於失敗，總是無法得到深入的檢討。
晚清洋務派首領李鴻章曾經向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詢問中國復興之道。事情發生在１８９６年。甲午之戰敗於日本，與日簽訂《馬關條約》之後，李鴻章出使歐美，６月抵達德國。媒體記述他與德國前宰相俾斯麥答問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