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該聘用誰。找工作的過程中也會有醜聞，被聘用的人可能無法達到工作的要求，但這更主要的是一個政治問題。政府或地方市政當局內部地位高的人常常推舉他所認識的人在公司中謀得一份工作。 朱莉婭·斯圖爾特（Julia Stuart）寫了篇文章《到底誰需要朋友》（So Who Needs Friends Anyway），登在《獨立報》（Independent）上。這篇文章介紹了多籮西·魯（Dorothy Roue）在英格蘭出版的名為《朋友與敵人》（Friends & Enemies）的書。朱莉婭引用了魯在英格蘭（約克郡和林肯郡）、澳大利亞和美國交新朋友中所觀察到的差異： 在英格蘭我大部分時間住在約克郡和林肯郡。在那些地方，假如你沒待上400年，你都是一個新來的人，不管你的社會能力有多好。而假如你是在澳大利亞或美國，卻可以很快交上朋友。 在曼哈頓，我和一個28歲的雜誌編輯會面。她前年從英格蘭移居到美國。有意思的是，她對美國人的抱怨是：“你很難知道人們什麼時候才是真心的。”關於美國人，我想起我見過的德國婦女安妮特·穆斯所說的“一起吃飯”之類的現象，她表達了相似的觀點：不知什麼時候是真的，什麼時候只是一種客套話？這個雜誌編輯解釋說：“我花了好長時間才弄明白，他們並不總是當真的。” 當我聽到我採訪的美國人對於英國的反應時，我不知道是否有一種工作方面的類似的文化差異。是因為英國式的謹慎被誤解為冷漠嗎？羅伯特·利布曼（Robert Liebman）是一位作家，紐約人，1984年以來就住在英國。他就英國人和美國人在友誼上的差異評論說： 美國人會很輕易地向陌生人吐露私事，這使英國人無法理解。他們不幹這種事，但是有些英國人會利用偶然的交際機會來討論性行為。他們這樣做某種意義上表明他們很需要使談話變得活躍。 在這裡最好的朋友非常之少。甚至最接近的朋友也不像美國人談得那麼多或那麼直率。在這兩個國家中，男性朋友之間他們總是喜歡談論運動、工作等較為表面化的事情，因而共同性更突出；而女性之間的關係則差異較大（至少我的整體看法是這樣的）。 利布曼就面對戴安娜的死人們一時表露出來的軟弱發表評論說： 如果說，此前我從一些小事發現了人的“雙重性格”，那麼公眾對戴安娜之死的反應則從一個更大的方面揭示了這一點。成千上萬的英國人為戴妃之死悲傷流淚。而與此同時，許多英國評論者卻對此表現出極端的不屑，認為這是一種軟弱。有些人還暗自擔心被視為與那些悲傷流淚者是一路貨色。不過英國民眾的基本態度還是控制住自己的感情。 我在東京採訪過一個20多歲的單身女工。她對我說，她的一些已婚的女友要和她相聚是多麼困難。我想當然以為，那是因為她們忙於在家照顧小孩，並以此作為可能的理由回答她。但她解釋說不是的，是因為她們要和朋友聚會必須徵得丈夫允許。 我也問她今日日本的一些工作和友誼的情況。她回答： 由於因特網和手機的出現及日益加劇的失業，日本社會正在發生著根本性的變化。如今的友誼，尤其是年輕一代之間的友誼逐漸在變得輕率和淺薄。她們以為他們每日、每時透過電子郵件和手機和很多人交往，他們就有很多朋友。但是很可能他們根本就沒互相見過面，更不用說單獨會面。他們交往一陣子，關係就很快變淡，然而他們仍然稱之為“友誼”。也許“友誼”這個詞的意思正在改變。    。 最好的txt下載網
強勢夥伴關係與文化差異（6）
過去為某一家公司工作意味著他幾乎一輩子在這一家公司服務。他們很少被解僱，而同事之間就像是親戚或家人的關係。然而，由於很高的失業率或者是社會逐漸在演變，抱著利己主義的觀念，沒有人相信我們會終生為一家公司工作。我們總有一天會被解僱，然後需要再找工作。換言之，假如有一個工作機會，我們就要毫不猶豫地抓住這個機會。人們是在尋找牢固的枷鎖。但可悲的是，不是全部的人，至少也是大多數人知道該到哪兒去尋找這種枷鎖，並在努力著。 建立跨國友誼的相關問題 如果跟你交往的男性和女性來自世界各地，你可能會考慮問某個人以下一些問題；或者考慮徵求第三方的回答，這樣你就知道如何更有效地和他們交往： ● 在你的文化中，“朋友”這個詞的含是義什麼？ ● 你如何給朋友下定義？ ● 有一些形容不同型別朋友的說法嗎？ ● 為朋友工作或和朋友一起工作是慣例的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