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的建造合同。而且即便是如此小的數額，也只有75％的DM1的行為是慷慨的。
另外25％的人呢？這些吝嗇鬼是否就是理性經濟人，註定要成為未來的中層管理者呢？DM2中也並不是所有人的行為都是真實、自然的表現，他們的情緒也許完全沒有反映出腦下垂體後葉荷爾蒙的水平。有一位DM2，實驗室裡的人都叫他“胖傢伙”，他身體超重而且技術員在驗血時需要扎4針才能找到他的血管。採訪他的那位研究員發現，他雖然如此吝嗇但“很快樂”。“胖傢伙”炫耀說他從本小組的DM1處得到了30美元，1分錢也沒有返還給對方。他的血液測試結果顯示了他的腦下垂體後葉荷爾蒙水平很高。扎克說：“但是他控制了情緒上的反應，並將其壓制下來。”因此腦下垂體後葉荷爾蒙可能激發信任，但是無法支配它。
當克萊爾蒙特大學釋出他們的研究成果後，很多撰稿人在一家經濟學家網站上發帖子，相互交換有關的諷刺笑話，說如果談判桌對面坐著位喜歡喝腦下垂體後葉荷爾蒙的傢伙，那就容易進行合同談判了。有的人還考慮到了腦下垂體後葉荷爾蒙未來的醫藥用途，甚至提議開發一種“提升腦下垂體後葉荷爾蒙的飲料”，激發團體成員的合作精神。（但是因為有血腦屏障細胞，而現有的技術條件還很難突破它。）一位撰稿人略帶些嘲諷意味地提出，其實沒必要等待高科技：“採用良好的低技術手段也能實現你的計劃。下次你談判的時候，帶一個可愛的小嬰兒，把他抱到談判對手的懷裡，你這邊呢，專心處理他的臭尿布就行了。”
合作的本能（2）
當然，這是在開玩笑。但是實際上，一張照片曾經對中東和平談判的成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1978年，卡特總統邀請埃及總統薩達特和以色列總理貝京在美國戴維營舉行談判，直到會談的第13天，貝京還是不同意簽署和平協議，談判無果而終，每個人都收拾好了行囊，灰心喪氣地準備打道回府。此時，卡特總統作為調停者，採取了後來被證明起到關鍵作用的兩個步驟。
首先，他重新起草了一份會談綱要，在未對主要內容做實質性變動的前提下刪除了一些棘手的細節。然後，他在三位領導人的紀念合影照片背面簽上自己的名字，準備送給貝京，因為貝京提過他的孫子們想要美國總統的簽名照片。“蘇珊（他的秘書）瞭解我們在以色列問題上的麻煩，”卡特後來在一本書中寫道，“她提議由她去搞清楚貝京的幾個孫子的姓名，這樣我就可以在每張照片上寫明這張照片是送給誰了。”然後卡特就帶著會談綱要和照片去拜訪貝京，並在貝京住所的走廊上碰見了他。
接下來發生的完全與腦下垂體後葉荷爾蒙有關：“我將照片遞給他，他接過照片並向我道謝。他把照片翻過來看，發現最上面的那張照片背後寫著他孫女的名字。他大聲地讀了出來，然後一張張地翻看著每張照片，把孫子們的名字也讀了出來。他的嘴唇顫抖著，眼中湧出了淚水。他給我介紹了每個孩子的一些情況，尤其是那個看來是他最為疼愛的孫子。隨後我們花了幾分鐘時間，心平氣和地談到子孫後代和戰爭問題，我們都很動情。”卡特把修改後的會談綱要留給貝京。隨後，他去找薩達特。他們正在交談的時候，貝京打電話過來說他已經改變了主意，準備推進和平程序。
當然，如果說人們握手言歡的原因在於一丁點兒腦下垂體後葉荷爾蒙，這未免過於簡單化了。我們只不過剛剛開始從神經生理學的角度研究信任，而且毫無疑問，實際情況遠比我們想象的要精密和複雜得多。關鍵的一點是，至少現在我們已經知道，就像驅使我們走向衝突一樣，人的生物本性同樣會驅使我們去合作。作為社會動物，我們的缺點不是自私，而是戰略性的利他主義。
隨之引發的問題是：如果社群關係對我們的身份、我們的舒適感、安全感和成就感如此重要，而且工作場所已經成為我們社會行為的主要表現場所，那為什麼在如此多的日子裡，我們都會帶著惱怒、失望，甚至是極度的痛苦回家？
這是一個普通的早晨，在遼闊的、被洪水淹沒的奧卡萬戈三角洲區域，一個佈滿灰塵的小島上，一群狒狒整個早上都在沿著河岸走，正在對它們進行研究的自然學家也沿著河岸跟蹤著，每個人都提防著在非洲常見的災難——來自非洲水牛、大象以及獅子的威脅。如果狒狒決定穿過河流去另外一個島嶼，我們也不得不涉水跟著它們。我們希望不要那麼倒黴，碰上一隻潛伏在水底的鱷魚。我們希望不要驚動河馬，以免它一怒之下把某個人踩在腳下。
狒狒漸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