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屋的窗子前面貼著“小心看守”，以提醒看守對我注意，以免逃跑或發生意外。我趁著看守不在問隔壁的左炎：“你窗前有紙條沒有？”
“沒有，屋裡看不見，窗戶前面不準去。”他不知道什麼意思，我把情況告訴了他。他想了半天，安慰道：“告訴看守注意你，並非是壞事，你不要過分的瞎想。”接著他又告訴我長春警察局局長袁家佩也來了，“你見到沒有？也在這個樓上住。你知道不知道，他的小老婆周小姐是八路的地工人員。在解放前五天，袁家佩親自送她出卡哨，說是去瀋陽。到了卡哨，卡哨長韓伯敏不准他的汽車出去，聽說後來給你打了電話，你叫韓伯敏放他的汽車出去。周小姐一出卡哨就回到了解放區。五天以後長春解放，袁家佩在公館裡坐著，打電話給八路軍，自報家門，要八路軍抓他。於是這裡派人把他接來了。袁家佩到這兒已經日子不少了。”
我問：“袁家佩知道不知道周小姐是八路的地工人員？”
“是後來知道的，因為他的許多重要檔案都被她拿走了。”
“周小姐工作搞得好哇，我與袁家佩住得很近，每次開舞會，袁家佩都是一個人來，他的太太從不露面。我當時有所懷疑，問袁家佩，他說內人身體不好。我從來沒有見過這位周小姐是什麼模樣。”
左炎告訴我警察局一分局局長李海濤、二分局局長張寶田、三分局局長馬衡、四分局局長楊雙貴等人都來了。馬衡現在公安局的感化所，那裡比這自由，人比這裡多。
我們樓下還有許多監號，押的人比樓上的多。樓下的犯人在院子裡放便，樓上的崗也隨即撤到樓下。我站在床上，一個一個地數，有60多人。有中統長春區秘書劉芸峰、軍統長春督察處主任秘書印匡時、警察局外事科長孟益齡等。有一次我到前面辦公大樓談話，遇到他們晚飯後放便。只要有一個人看見我，就都知道我來了。不管看守所的紀律有多嚴，犯人照樣串供。
前面還有一個圓樓監房，這個監房是日偽時期建築的。有樓上樓下，各屋沒有窗戶門，一律是鐵欄杆。一個看守站在圓樓中間的臺子上，樓上樓下的犯人一覽無餘。現在樓上押的是反革命犯，樓下押的是刑事犯。刑事犯不多。
人民政府發表了一批戰犯的名單，從蔣介石開始共43名。接著北平解放。我的家不知怎麼樣？大老婆、二老婆、父母及孩子是不是因為我要受很多牽連？我的心很掛念，自己又不能要求寫信，只好默默地祝禱父母二位老大人身體健康，在夢中相見吧。
在小便所裡遇見袁家佩，他的腿有風溼病，我問他有什麼訊息沒有？他說：“咱們都是小戰犯哪，不好辦呀！”
我搖搖頭，不同意他這種說法。
他說：“你不信，將來看吧。”
我看袁家佩很悲觀，身體又弱，最近能釋放還沒有問題，日子多了，危險。
沒有幾天，嶽希文遷到樓下與一般反革命住在一塊了。不是優待嗎？怎麼又不優待了？王煥斌因為家中有支手槍沒有交待，他老婆交待出來了，認為他不老實，也不優待了。把他押在我右側的普通號。他那屋有督察處的後任情報科科長董順球、中統局松北工作隊副隊長陳一鳴、督察處情報科科員鄭鑫，我與他們只隔一間便所，這便所只有我去小便，別人不去。嶽希文下樓，袁家佩頂了他的缺。我們這一側的次序是：袁家佩、左炎、我，小便間，王煥斌，最後一個屋子也是普通號，押的是王心一，他是軍統外圍分子，長春香菸廠廠長，還有其他幾個人。
12月1日早晨開飯的時候，我照例把門推開，把飯碗放在門口的椅子上。一個戰士提了一桶稀飯走過來，他對我說：“今天不給你吃這個飯了，回頭有人給你送飯。”
不大一會兒，另一個戰士挑了一桶飯和一桶菜，放在我的門口，他把對面的門也開啟了。這個戰士送來的是燉豆腐，高粱米小豆乾飯，聞著很香。他給我盛了一碗乾飯、一碗菜。這時門前的看守對我說：“你們這幾個人的飯與幹部一樣。那些普通號仍然吃稀的。”
我吃得很香，感到一樣的反革命，王煥斌、嶽希文、印匡時等人吃稀飯，我們這十來個人吃幹部飯，問心有愧。我回憶起1948年7月，長春餓死數萬人的時候，長春督察處押了一百多犯人，內中有幾十個“政治犯”。這些犯人春天吃高粱米乾飯，後來改吃稀飯，7月長春糧食奇缺，囚糧困難，又改喝米湯，最後吃黴爛的粬子。當時我對管理犯人伙食的特務說：“只要這些人餓不死，吃什麼都沒有關係。只要他們有一口氣，咱們就能交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