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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這時幾個穿藍棉製服的幹部來到我的監號窗前，頭一個高個，我認識他叫王恆烈，他們在我窗前站住，王恆烈說：“這不是關夢齡嗎？”他們一齊對我看了一眼，在我窗前走過。看樣子王恆烈還是一個負責幹部。我心想，好哇，今天你當了幹部，到我面前示威來了。我回憶以前：有人密告他是八路，並且說他在長春第一次解放①給共產黨做工作。八路軍退出長春時，把四支手槍存在他家。還說他與他表兄高心魯用長春東興糧棧作掩護進行地工活動。我根據這些情況與密告，以及我自己的考察，斷定高心魯與王恆烈都是共產黨地工人員。由於高心魯是我的盟兄弟，私交太好，沒有逮捕他。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六月高心魯、王恆烈先後奔赴解放區，我仍沒有抓他們，因為高心魯的母親是我的義母，因此我不能下手。王恆烈是高心魯的表弟，我也因為老高家的關係沒有下手。但是這些情況我也沒有對他們說，我如果把這些話說出來有兩種不好：第一，被我的上級知道，“包庇八路，勾通姦匪”，這就是死罪；第二，我說出來，高心魯、王恆烈二人一定害怕，或者認為我要敲詐他們，那也麻煩。這兩家再給我送錢，我怎麼辦呢？索性不告訴他們。我把密告信，及情報一燒，裝作不知道。現在他們都是人民政府的幹部了，王恆烈能到小紅樓上來，說明不是一般幹部。我早已知道他在長春唸書的時候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他以為我只會跳舞、吃飯、吸鴉片呢。
過去他們做地工，利用我的關係在長春大搖大擺：大查戶口，到我的公館躲避，坐我的車子逛大街，還經常到督察處找我。人們都知道高心魯是關夢齡的盟兄弟，誰敢不高看一眼？今天說來他們是利用我，完成了他們的工作任務。他們勝利了，我失敗了。我殺人太多，罪太大，提他們的關係與我不但沒有好處，反而叫政府認為“邀功”。相反他們所知道的一切我必須詳細的交待出來，不然他們會揭發我，共產黨是不講人情的。再加上這樓上樓下押著幾十個督察處的特務。坦白之後再追到我身上，我再交待就遲了。
關於我在督察處那一段，我沒有寫應該由誰負責任，反正就是那麼回事，政府怎麼看是政府的問題。寫了半個月，150多頁，交給政府，肩上少了一個負擔，可是心理上卻多了一個顧慮——都交待了，按照我的坦白，拉出去槍斃夠條件。於是又有點後悔，可不寫又不行呵！矛盾。
每天晚上趁看守不在甬道上，董順球、王煥斌就與我打“電話”。一天董順球告訴我：“聽說陳牧也來了，在四平抓到的。”我說：“早來晚來，早晚都得來。逃走的太少了。”
我大包大攬了楊成榮的事情。沒幾天就看不見我的這個勤務兵了。可能是釋放，回家生產了。
有一天，看守戰士把董順球提出來掃地。他掃到我的門口，趁看守沒注意，他把我的門一開，扔進來一個蘋果，一個很好的大蘋果。我拿起來擦了擦，偷著吃起來。我一邊吃一邊想，有家眷在長春倒是好，還有人送東西，我的家在北平，離這太遠了。
晚上董順球在他那屋對我說：“嚐嚐蘋果吧，長春的水果是很缺的呀。”
“你給我這個蘋果，我心裡很高興，象徵著我的事將來會平安結果。”
“對，一切沒問題，我們這些人都認為腦筋最好的就是你。到什麼時候，你都會有辦法，不會吃虧。你看現在，你睡床上，我們躺在石灰地上；你吃乾的，我們喝稀的。將來更不一樣，現在這裡分三等犯人，第一等就是你們這幾個人，住單房間的；第二等就是我們和樓下的這些人；第三等是前面圓樓裡的反革命犯，在那比在紅樓還厲害。”
一天，張看守長在董順球的窗前大發脾氣：“給你們報紙看，你們在讀報中串供，亂說話，你們是吃草的還是吃飯的？你們若是吃飯的為什麼不守制度？一個人不幹人事那就不如吃草的。今天這是警告，要注意！”
我一聽，這是指張飛罵李逵，是批評我們這幾個監號。可能我與董順球談話被他們聽見了。犯人嘛，什麼都要忍受，我想這還是好的，厲害的恐怕還在後頭呢。
我想將來一定有那麼一個場面：一個大屋子，上面坐著法官，旁邊坐著記錄員，另外坐著旁聽人，兩邊站著武裝戰士。把我提上堂，對我公審。把督察處殺人的事一件一件來審。對於這種局面我抱定宗旨，問什麼答什麼，一切殺人罪責我一概承認，都是我關夢齡乾的。好漢做事好漢當，決不拖泥帶水叫人看不起。給法官找麻煩那又何必呢？怕死不等於不死。
不久，我看了馮至寫的一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