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爭取，革命這方面也需要人哪。”
我一聽說他認識於局長，我趕緊說：“石同志，你給我寫一封介紹信好不好？把我的情況介紹一下，求他對我關照關照，不然他不瞭解我。”
“不用寫信，你的情況這裡會介紹去的。到那兒也和在這兒一樣，爭取在自己。”
共產黨人不講人情，一封介紹信都不肯寫，一般應酬，有什麼重要？真固執。
回到屋子，八個人都聚攏來了。他們的臉顯出緊張的表情。我說：“咱們買點東西吃，買點燒餅、醬肉、花生。”翟丕翕搶著說：“再買半斤酒。”不一會兒都買來了，大家吃了起來。我心中犯嘀咕，他們心中也不安。我對楊成榮說：“曹科長要把你留下，在這給你找工作，我看你今夜就沒有必要再跟我去長春了。回頭我對曹科長說一說。”
“我留在這幹什麼？我還是跟你一塊走。”
空氣很嚴肅，每個人都認為今天晚上要發生什麼不幸事件。邱明瑞先說：“我看今天夜裡是凶多吉少。”
“也沒有3點鐘到長春的火車呀？”
“唉，知道是假話你還能怎樣？在人家的勢力範圍之中，你不服？”
“過去咱們在長春都是晚上殺人家，現在人家就不能晚上殺咱們？”翟丕翕這樣一說，我也害怕了。可是我還故作鎮靜地說：“沒有關係，不要庸人自擾。曹科長方才對我說，叫咱們不要有顧慮。”
“曹科長那樣說，你就相信？他不那樣說又怎樣說？我看今天晚上就是一關，不好過。”
“我看不動手也是死，動手也是死，我到時候要動手。動手還能撞個僥倖，不動手就乾等死！”邱明瑞這麼一說我想起來一件事。
1948年6月3日，督察處決定秘密殺害14個“政治犯”。晚上8點半鐘，由我率領十多人，把這些“政治犯”從看守所提出來，問明姓名、年齡、職業、住址之後，便兩手後綁，用黑布蒙上眼睛，嘴裡塞進棉花，然後裝上汽車，拉到南嶺。到了南嶺把這14個人一塊架下汽車，在事先挖好的大坑邊上，開始用槍殺害。槍聲一響，那些未被射中的人知道不好，可能認為等著也是死，如果往外跑一下，僥倖衝出去，還可能活命。於是有一個人猛然間抬腿就跑，他雖然未帶腳鐐，但是兩手後綁，眼睛又被蒙上，天又黑，路又不平，沒跑多遠就被攆上抓了回來。當即“砰”地一槍，把他擊斃了。跑與不跑都是死。
於是我說：“老邱這種作法我不贊成，要處死你，人家就沒有相應的準備嗎？還能叫你動手？”
“準備也不一定準備得那麼好，有機會就幹，人急跳牆！”翟丕翕氣憤地說。
“我在吉林呆了好幾年，從這裡到車站這條路我熟悉。如果不是往車站去，那就是糟了。”楊鈞從旁說。
“不管怎樣，一看情形不對就得動手！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楊紹林的決心很大。
“我認為絕不會有意外，咱們不要這樣胡搞。如果真正無事，我們搞出事來，作了無謂的犧牲，那可是冤哉枉也。”我知道幹特務的人行動野蠻，性情粗魯，很容易滋生事端。
“不會無事，到時候你就知道了。”這是邱明瑞與翟丕翕二人的一致看法。看來他們二人是今天晚上的危險分子。
陳哲、楊成榮和長春站那個司書都沒說話，在那吃花生，但很注意我的態度。我想，今晚共產黨是不是殺我們，我的心裡也沒有底。也可能殺我們，不過楊成榮不應該殺呵，他不是軍統特務。可我又一想，過去我們殺人的時候，不管是不是共產黨，抓著與八路有關係的人都殺。楊成榮當過諜報隊組長，又是我的勤務兵，還不該殺嗎？我又一想不會殺我們，因為我們還能主動贖罪，況且在招待所住這麼些天，也看不出來要殺我們的跡象——我的思想是：如果真要殺我們，我們也不要動手，命該如此，動手也無濟於事。我們今夜有8個人，如果要殺我們就不能來8個人，而來30人或20人。這些常識誰不知道，又何況我們是些軍統特務呢？而這八個人中我是頭，將來鬧出事來，人家還不找我算帳？一定說是我指使的，絕不能說楊成榮指使的。這一點我心中犯嘀咕，所以我唯恐出事。
我很後悔，不該給他們買酒喝。於是我裝著到門外吐痰，看一看門外有沒有人，幸好沒有人。我們就各自回屋休息了。
在迷迷糊糊的夢中，楊成榮把我叫醒，說要上車站。我起來之後擦了把臉，大家把東西收拾好，往外搬。
我下了樓到曹科長那屋，他還在床上睡覺，我告訴他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