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
第二天早晨起床，陳哲到我這個屋子與我談了多時，他說：“這裡是公安處的招待所，這裡住的人，有公安處的幹部和他們內部犯了錯誤的同志；還有捕來的幾個可疑的人；剩下的十多個人都是軍統，這裡頂數你的官大。”
我問他曹科長在什麼科？他說：“公安處處長叫陳波，副處長姓朱，治安科科長呂浩，是陳處長的愛人，曹科長是治安科副科長，在招待所負責。陳處長一定要找你談話的。”
這一天7點鐘剛過，曹科長叫我們幾個人跟他到公安處去。還是我來那天的院子，不過進的屋子是西式的，屋子裡有沙發，寫字檯，一個穿著古銅色舊呢上衣，背頭，戴著近視鏡，一隻胳膊的幹部站了起來，他笑著與我們打招呼。陳哲對我說：“這是陳處長！”
我給陳處長鞠了一躬，他叫坐下。我們八個人都坐在大沙發上，我坐的位置與陳處長的寫字檯很近。在陳處長旁邊坐著一個女人，穿黑制服，可能她就是呂科長。桌上放著紙菸，戰士給每人倒上茶，曹科長把煙遞給大家吸，陳處長先對我說：“過去沒到過吉林嗎？”
“沒有到過。”
“吉林不如長春熱鬧。”
“長春是偽滿的首都，人口多一些。”
陳處長轉而對大家說：“你們來了不少天了，早就想和你們談談，一直沒有功夫，今天咱們好好談幾個問題。我說話，大家能聽懂吧？”
他的廣東話接近北方話。我們回答：“能聽懂！”
桌上放著一個本子，陳處長把本子開啟，說：“今天我們講四個問題，第一、是中國革命問題；第二、現在的形勢；第三、寬大政策；第四、義氣問題與你們的出路。”從7點半講到11點，問題講得很透徹，關於寬大政策講得更清楚，這個問題，我聽得非常仔細，對寬大政策有了初步瞭解。談到義氣問題，他說：“義氣是反動派很講究的東西，對蔣介石應當講義氣嗎？不論是朋友或同事，只要他反人民就與他一刀兩斷，不要因為義氣而不肯與他劃清界限。對人民要有義氣，對反動派不應有義氣……”
“關於你們的出路問題，應該靠攏人民，與反動派一刀兩斷。這個決心要下，要用行動表現出來，要老老實實地向人民低頭認罪，誠誠懇懇地為人民服務，就有你們的出路。在我們隊伍裡也有從反動派來的人，六十軍軍長曾澤生的起義，就受到了人民的歡迎。你們應當選擇自己的出路，那就是靠攏人民……”
講到11時，講完了。我對寬大政策與出路這兩項很注意，我心裡明白，現在要檢舉特務立功贖罪。沒有這個行動，不足以表達向人民靠攏。
晚上，我們這幾個人在一起研究如何檢舉，他們說：“北滿支臺在督察處埋了兩部大電臺，埋在什麼地方了？”
我留了一個心眼，沒有告訴他們我已經交待了。
關於檢舉，這些人都是很積極的，誰也不會不關心。我為前天檢舉了一些潛伏組織，內心感到很踏實。
長春解放那天早上，督察處把在押人犯都處理了。我只是在電話中聽督察處處長張國卿說過此事，詳細情況，我不瞭解。翟丕翕是當時的偵審室主任（即司法科長），我問他是怎麼處理的？翟丕翕說：“10月17日那天，天剛亮，就知道六十軍起義了。張國卿從家來到督察處，把陳牧（當時督察長）找來，命令先把文卷檔案焚燬。偵審室與秘書室的電文件案多得很，燒得滿院子是煙。燒完了這些東西，張國卿把陳牧、印匡時（主任秘書）、陳壽嵐（督察主任）、我，一齊找到他的辦公室，研究如何處理在押人犯。
“‘一不做，二不休，殺呀！’陳牧搶先說。
“‘殺就殺，殺完了看守所的秘密不會洩漏。’
“‘都是些什麼案件？’印匡時明知故問，他的意思不同意把這些刑事犯都殺了。
“‘都是些刑事犯，內中還有三名同志。一個是綏靖大隊諜報十七組的組長張政，還有兩個長春站的同志，因為工作情緒不好，臨時送到咱們這禁閉的。’我這樣說明，也不同意亂殺。
“‘一律殺！’張國卿火了，喊了起來。
“兩個鬥毆的，昨天叫他們打保，沒有打好，這兩個人也處理？”我又補充了這麼幾句。
“都殺，只把張政一個人釋放，其餘48個人全部殺掉，一個不留，開始行動！”
“於是由陳牧、陳壽嵐集合督察室的人，開始從看守所提人。我在看守所門口，拿著人犯名冊，喊一個提一個，由我過目，當時也不驗明正身，不問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