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感激共產黨對我們的關懷，用參觀的方式，幫助我們改造；第二，共產黨領導人民翻身，現在又領導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看了許多實在的東西，相信一定能建設好；第三，感到自己不能參加社會主義建設，還給人民增加許多負擔，於心不安……
過了兩天，韓科長召集我們九個人漫談參觀感想。我在發言中說：“國民黨時期，為什麼不能建設汽車製造廠？共產黨找蘇聯幫助，國民黨找美國幫助行不行呢？我考慮了幾天，辦不到。有許多理由，第一，國民黨貪汙之風不能肅清；第二，不用人才，只用奴才，用的三親六故，不是小舅子，就是大妹夫，再不就是‘五同’，即同鄉、同學、同事、同志、同參（在青幫家禮，同一輩就是同參）；第三，一個汽車製造廠的成立，要隨之成立許多工廠，比如長春小五金廠、電木廠、哈爾濱電錶儀器廠、哈爾濱軸承廠、玻璃廠等，都是圍繞汽車生產部件。不是單一汽車廠的問題，是整個工業化的問題。這是國民黨沒有法子建設起來的；第四，國民黨辦的兵工廠，設立軍統局的‘警衛稽查組’，專門監視工人的言行，工人在那種情況下，能好好幹活嗎？更談不到發明創造了；第五，如果國民黨辦的汽車廠，建那麼些住宅，是不會給工人住的，要科長、處長去住，工人住草棚子；第六，最基本的問題是社會制度的問題，私有制度，不能為工人著想，不能為國家著想，只能為自己著想，只要自己發了財，有錢可以到外國買汽車。私有制度辦的工廠，別的工廠不是援助而是拆臺，或拿把，是沒有計劃的生產，不是全國一盤棋；第七，別的什麼也不建設，單單建設起一個汽車廠，什麼用也沒有。國外不要，出不了口，國內不要，老百姓買不起。共產黨領導人民翻身，工農業同時建設，齊頭並進才需要汽車。這是全面的問題。”
每天上午學習，下午輪流做讀書報告，把自己讀書讀報的心得，挑出一段講給大家聽。晚上文娛活動，打撲克，下棋，這裡的生活倒很有規律。
忽然，我發現菜做的不對味了，我想可能炊事員換人了？張大光也這麼說。呆了兩天，我一問幫廚的，果然原來的炊事員走了。換來的這個人手藝不好，做的菜不好吃，不是淡，就是鹹。我們這些人在舊社會吃慣了，什麼東西一到嘴，就能知道味道如何，是怎麼做的。在北京時，到一個沒有吃過飯的飯館，一進屋，叫茶房先舀一碗高湯，把高湯一喝，就知道這個飯館子的好壞。如果是燉雞的高湯，這個飯館每天至少要賣30只雞；如果是豬肉湯，這個飯館就不值錢了。雞湯越好，雞賣得越多，飯館的生意也就越好。這都是正比例。想一想這都是無聊的事兒。
一天，李所長找我到他那屋，他拿出一幅從報紙上剪下來的照片，交給我看，我一驚。他說：“你把這些人的名字注出來。”
這是1948年3月17日，在長春督察處後院柳樹下面照的相片。那一天是長春特務追悼戴笠死去二週年。長春的軍統特務齊集到督察處開會，當地的軍政高階人員也來追悼。會後參加追悼會的人員共同照了一張大相片，照完相解散了。督察處的科長和警備司令部參謀長安震東尚在院中，我見照相的還沒走，就說：“叫那個照相的給我們照一張合影吧。”於是，安震東、張國卿，印匡時、陳牧、陳哲、陳壽嵐、楊紹林和我，便站在柳樹下面，照了這張相。現在不知怎麼到了政府手裡？我那時穿著反動派的軍裝，佩戴著肩章，還很英俊，現在一看真難看。我認為這就是我的進步，這就是在共產黨改造下，我認識了過去的醜惡面目。
張國卿跑到臺灣了，陳哲被寬大釋放，其他的人，如印匡時、陳牧、陳壽嵐、楊紹林、安震東均已被槍斃。只有我還活著，還能在這張相片上註名，真想不到哇！
解放前我在長春照相館照相，每次都把底版買回來，有時也忘了。有一張八寸半身相照得比較好，我的嘍囉每人到照相館洗了一張，叫我寫上上下款，還在下款寫上“關夢齡贈”。有一次在一個督察人員家中看到了我的這張照片。這樣做在特務機關是不許可的。戴笠活著的時候，一向是不照相的，無論哪個訓練班畢業，沒有同學錄，沒有合影留念。戴笠從不把自己的相片送給人，我也從沒有見過他的相片。有一次他與蔣介石在一起，中央社的記者把他照上了。事後他叫中央社把他的相取消，不準洗出來，這是他的習慣。可是1945年“九？三”勝利之後，他穿上中將服，便照起相來。1945年12月16日，在北京和蔣介石於泰和殿前照了一張相片。出乎意外，照完相不久，1946年3月17日，他就坐飛機摔死了。死後，就用這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