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朋友從北平、天津都來信問候，望我早日離開長春這個危險地區。從關內寄到長春的信是空投的，長春往外寄信是寄不走的，只有用電臺發電報，我利用空軍的電臺發這些私人電報。特務電臺不能隨便亂用。我回電報告訴他們：長春四面被圍，飛機場已被八路軍炮兵控制，不能起落飛機，只要有飛機我就走。這是項迺光與我說定了的。
9月中旬以後，各地戰況非常不好，天天是打敗仗的訊息，不是這個地方丟啦，就是那個縣叫八路給佔了。訊息來源於收音機，還有瀋陽“東北剿總”的通報。南京保密局也給長春站來了電報，指示：能潛伏的立即潛伏，不能潛伏的向瀋陽疏散或到北平集中。九月底，我與項迺光商量，我要化裝經四平去瀋陽。項迺光說：“你走，我先向南京局本部請示，我不能同意你經過四平，你忘了，南忠信（長春警察三分局局長）到了四平，來信不是說得很清楚嘛，公主嶺及四平等地的八路軍卡哨都詢問你的行跡。由此可見，八路軍要抓你，你還自己送上門去了。”
我一想，這麼走的確危險，認識我的人很多，比如5月20日在長春召開的軍民大會，慶祝蔣介石就任偽總統，有六七萬軍民參加，我是這個大會的警衛組組長。我站在大會門前的警衛車上，雖然穿著便衣，卻也暴露了身份。警察局副局長李賀民會後對我說：“你還怕八路不認識你，站在汽車上自己貼布告呢！”
長春如果失守了怎麼辦？我與項迺光研究，第一是隨軍向瀋陽突圍，項迺光對我說：“長春到必要的時候，我們可以掌握三個部隊：新七軍的三十八師，六十軍的五十二師和吉林師管區，這三個部隊的部隊長陳鳴人、李嵩、李寓春都與我說好了，並且我已經給南京打了電報，毛先生（保密局局長毛人鳳）回電說已轉報給大總統。這三個部隊可以與咱們一致行動。”
我說如果這個計劃不能實現，第二步就是化裝潛逃。這雖然是下策，但也不能不準備。項迺光同意並準備逃跑的東西：先在市內照了二寸便衣小相片，我、項迺光、張國卿（督察處處長）、袁士舉（保密局長春站副站長）、馬紹周（市政府政工大隊長）、袁曉軒等人都在督察處院內照的。相片照好之後，派人到長春市各區公所起了國民身份證，都用化名，我化名“吳國棟”，商人。又派上尉參謀孫萬斌弄來六張路條，我給了他一兩黃金。
我又叫醫生給我弄了一些嗎啡、疲乏崩，我吸食鴉片，唯恐途中不能吸食。
有一天，我到督察處去看看。接我工作的陳牧對我說：“現在，沒有什麼案子可辦了，政治案件都處理完了，看守所押的幾十個人都是刑事犯。外邊有人說，八路軍就恨督察處，督察處就是關督察長，和兩個陳主任，一個是我，一個是陳壽嵐。這話也不假，咱們過去怎麼抓人家，審人家，殺人家，將來人家如法炮製。所以，有政治犯還要抓，殺一個夠本，殺兩個賺一個。”
“對呀，能殺就殺呀！寧可自殺，也不叫他殺。”我又接著說，“咱們手中連自殺的東西都沒有，真被八路抓去，死不了活不了有罪受。應該預備毒藥棉花，必要時往嘴裡一放，完啦，省得遭罪。1945年光復，在漢口抓了一個日本戰犯，少將級的軍官，押在咱們的看守所，入所之時，沒有認真檢查，他帶了一塊毒藥棉花，什麼口供也沒有就自殺了。老闆（軍統特務對戴笠的稱呼）當時在北平發了一頓脾氣，說這個看守長無能。”
“這個日本戰犯把毒藥棉花放在哪裡啦？”陳牧問。
我告訴他：“放在軍衣貼邊兒，沒法查出來。後來，我在北京擔任肅奸委員會的總務科長，我對看守所所長說：‘抓來的八路和日本戰犯一進所就要把衣服脫光，另給他們一套囚服，如果再不放心，叫他們先洗個澡。’這樣什麼事也沒出過。”
沒有幾天，瀋陽“東北剿總”二處處長鄭兆一給我和張國卿來了一個電報，說要在長春佈置潛伏組，原來的方學儒那個組已暴露身份，無法潛伏。求我們在長春給物色個組長人選。我找了徐克成，他是偽滿的秘書官，後來又為我們做過情報工作。當時在長春賦閒，他的家在長春住，長春的社會關係多。他願意幹。我與張國卿便給鄭兆一回了一個電報，把徐克成介紹給他。10月初，由瀋陽用飛機給徐克成這個潛伏組空投了乾電池，密電本等，並由我代向長春後勤第十六支部給徐克成領了半年的經費，半年的糧食。
同時，保密局長春站也佈置了潛伏組，組長吳殷強，他年齡大、穩重，在七馬路開了一個糧米加工廠，扮作商人，很像。
進入10月，形勢惡化，項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