麼？除了案子上的事，寫別的行嗎？”
“我看，咱們坦白吧，該死該活來個痛快。這麼搞，他出去，我們出不去。”楊森說。
這時他們幾個人已經相互不信任了。過了兩天，分別提出去一審，案情大白。接著我又挖他們的武器，武器沒有，只有楊森在長春家中私藏一些八音子彈，八音槍賣了。我把這個情況報告郭股長，他說：“怎麼只有子彈沒有槍呢？”
“他說賣了，先派人到他家，向他家人要子彈，也要槍。如果只拿出子彈，那就沒有槍了。”
回監房之前給我戴上了腳鐐，意思是給他們一個威脅，促使他們交待材料和武器。——我戴著腳鐐走回監號，顯出極端難過的樣子。坐下來一語不發。我心想：去年春天戴那副腳鐐內心十分痛苦，現在心中一點也不感到難過。腳鐐子再重，精神愉快，我是來工作的。他們問我為什麼戴腳鐐？我說：“我有兩支手槍沒有交待。家裡人坦白了，槍也交出來了。婦道人家害怕，也不能怪她們哪。”
楊玉亭說：“有武器就繳，不繳，早晚是塊病。”
“對，楊玉亭說得對，別跟我一樣，早晚瞞不過去。”
過了幾天，他們又交待了一些與他們有關係的人。這個案子本打算至此告一段落，可是一個午後，長春市進行防空演習，當警報汽笛響起來的時候，楊森在屋裡說：“美國飛機來了，好哇！趕快扔幾顆原子彈吧，謝天謝地！”一邊說一邊磕頭。這個情況，我立即報告郭股長。他說：“同屋的人都看見了？”“看見了。”“叫誰寫一個證明筆錄？”“叫楊玉亭證明。”不久，我離開了這個監號。後來他們這件案子在《長春新報》公佈了，槍斃了七個人。聽說楊森及楊興元也被槍斃了。楊玉亭是否被處死？不知道。他坦白得好，可能不死。
由這個監號出來，又到樓下三號。物件是一個土匪頭子叫“青山好”，姓陶。解放前他在長春市郊，搶、殺、擄、勒，無所不為。搶了許多錢，跑到長春市內投到六十軍二十一師當一個連長。六十軍起義，他逃回長春，改扮小商販。抗美援朝之前，被捕到公安局，什麼也不承認。給他戴了兩副大鐐。郭股長叫我去了解一下。
進門，我一露青幫家禮，他答應了。他也是“悟”字班，是同參。接著敘話，先說青幫家禮的話，接著說土匪的術語。他問我在哪兒幹事？我告訴他在遼南，因為到北滿找一個朋友，被捕了。開始，他不談他的事情，防著我呢。我只談自己的事情，乾脆不問他的事。我說我怎樣騎馬，如何打槍，如何娶小老婆，如何抽大煙，如何在長春請客……我這一說，他也說起來了，自己也不示弱的把“過五關，斬六將”的那些罪惡一一述出。兩人越談越近，成了患難朋友。有三天功夫，就把他的案子弄清楚了。解放前在長春市郊，他搶一家老百姓三匹馬，打死了兩個人。這個血債他沒有交待，這回卻不經意地說了出來。其他的情況政府也掌握一些。他這案子屬於土匪方面，比政治反革命簡單。
這件事辦完，郭股長叫我休息兩天。我回到原來住的屋子，徐克成說：“日子不少，睡石灰地夠嗆吧。”
我說：“沒關係！”我洗了洗臉，換上了衣服。看了看報紙，美帝在朝鮮很猖狂。我心想，美帝這樣搞，日本、蔣介石一定趁火打劫侵佔東北。情況緊張，前途不樂觀，與我本身不利。他們打進長春，共產黨不會把我釋放，只能把我處死，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呀。
又過了一天，下午一點多鐘，郭股長把我找到前樓，我進那個屋的門口掛了一個牌子：“執行科”。他在屋內沙發上坐著，叫我坐到他對面，我說：“這個科是新成立的？您當科長了！”
他沒有答覆，笑了笑說：“今天沒有事，隨便談談。”他叫看守所的警衛員，去買了二十個包子、一盒紙菸、一斤花生，不一會兒都買來了。郭股長說：“吃吧，把這些東西都吃光，吃不光，明天再來吃。”我不客氣地吃起來，他也吃了一點，一邊吃一邊談，他說：“今天你談談反動派內幕派系，政治的、軍事的、黨的、特務的……”
我談了有一個多小時，最後我問：“科長，我這個案子政府已經決定了，我非常放心。說是沒有死刑，沒有無期徒刑，那當然是有期徒刑了。有期徒刑是13年呢？還是10年？”
“你不要問這個，反正對你是最大限度的寬大。這樣的寬大，不但人民有意見，就是你們這些人，也認為判得輕。你好好爭取吧！”
我們屋的竹中走了，把崔毓琛調來了。他是保密局長春站國際組組長，專做蘇聯工作的。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