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我劃清界限，幹部也不與我握手了，說話也你我分清了。尚傳道的小灶也不叫吃了。他在號內也不準吸菸了，現在完全是個犯人，沒有兩樣。這時在我的心中又悲觀起來，感到在共產黨方面工作，只准有功，不準有過，有了過是不能原諒的。動一動就犯原則性的錯誤，真嚇人！這回郭科長犯了錯誤，我的一切工作還不是隨之完蛋，倒黴，用了多少腦筋，全部白費。
1952年春天到冬天，又派我到各號去做工作，其中一次很特殊，沒有過多要求我瞭解情況，只是叫我陪著，看來是擔心此人尋短見。這是一個小老頭，叫吳夙林，是長春人民法院院長楊超的岳父。吳夙林有兩個女兒，大女兒與楊超結婚，婚後，長春解放，楊超被派到長春充法院院長。楊超把岳父介紹到長春財政局工作，管採買。1951年從長春往北京天津兩地運了一火車鐵，賣後要吳夙林採買一批貨物。吳夙林把鐵賣掉，貨買的不多，貪汙了公款。今年“三反”，就把他給檢舉了，吳夙林不坦白，經群眾大會鬥爭，最後把他送到這裡。吳夙林以為自己是楊超的岳父，給他戴上大腳鐐，心裡很不好過。我們在一塊，我不斷地安慰他。
吳夙林說：“我本來在解放區做小買賣。女兒和楊超一定叫我到長春，這回可好，丟人現眼，怎麼活呀！共產黨這些人，什麼感情也不講呀，沒有的事硬叫我承認，說我到天津貪汙了多少，他們到我家去搜，什麼也沒搜著，現在又給我戴上大鐐子，我比反革命都厲害了，咳！”
我想，難怪吳夙林想不開。舊社會過來的人，知道國民黨不會有這樣的事情。共產黨不行，莫說法院院長的岳父，吉林省政府副主席周持衡照樣因貪汙腐化予以撤職處分。這種事在國民黨就行不通，一個省主席有了貪汙，託人一活動就大事化小了。國民黨是人事關係第一，人情大於王法。共產黨這麼辦，我內心敬服！說到哪辦到哪，不論是誰，法院院長的岳父不但坐牢，還要老老實實地坐。
樓上還有幾個“特殊犯人”，住的是單號、鐵床，吃的與我們也不一樣，吳夙林說：“今天早上我放便去，看見一個幹部，好像是商業局局長，可能也是‘三反’①進來的。”
我說：“現在‘三反’進來的多，樓下住一個姜處長，據說是長春房地產管理處處長，對他們優待一些。”
這次“三反”，反下來這麼多領導幹部，真是想不到。“三反”開始的時候，我認為這也是一陣風過去就算完了。可是一展開，不獲全勝，決不收兵，越來越深。國民黨能這樣做嗎？不能，如果這樣幹，所有的文武官員都要被反下來。國民黨的人為什麼不能“三反”呢？國民黨的官離開本職，別的工作就沒有了，因此，在當權之時一定要貪汙搞錢，以備將來作“寓公”，否則單純的廉潔奉公，到後來沒有飯吃，無人過問。那時把這些廉潔奉公的人叫“傻瓜”。共產黨的幹部不需要貪汙，工作與生活都有保障，不會因為生活而發愁，只要給人民做了工作，人民就會給你一定待遇，這都是社會制度的問題。因此，國民黨到什麼時候也“三反”不了，貪汙也去掉不了。我這麼一想，反動派確是不行，私有制度產生一切壞的事情。
有一天，王科長找我談話，問我“三反”及“五反”的感想，我說：“對‘三反’，我認為這是共產黨的英明措施，不‘三反’一下，有的幹部以勝利者自居，就要腐化墮落，被糖衣炮彈打垮。這個運動國民黨辦不到，我從心眼裡欽佩。不過有點雷聲大，雨點小，許多人貪了汙，最後檢討了事，辦得太輕了。”
王科長講了一些道理，大意是這與鎮反不同，這是人民內部問題，主要是教育，性質惡劣的，天津地委張子善、劉青山那樣的大貪汙犯也處死。又問我對“五反”②的認識，我按照思想，如實地談出來，我認為幹部受賄，商人負責任不大。漢口一個奸商給志願軍加工藥棉，摻了髒棉花，對這個奸商槍斃也不過分，可是幹部受賄，偏說奸商引誘，這就不公平，不能把責任都說是資本家向幹部猖狂進攻，行賄與受賄是一件事的兩方面，兩者都有罪。無論怎麼看這兩個運動，對我都有教育作用。
我來到這裡的日子夠多了。從1948年到1952年，每個戰士我都認識了，我知道他們每個人的姓名，甚至於家庭住址。這不用偵察手段，他們說話，從旁一聽，今天聽一句這個，明天聽一句那個，湊合在一起，就是完整的情況。有時他們說話，也不迴避我，在伊通時，我教給他們說快板、唱小調，說呵，笑呵，我什麼都知道了。哪個戰士的脾氣好，哪個班長的脾氣壞，哪個戰士有文化，哪個戰士文化低，我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