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下，又給北京胞弟寫了一封信。我在10月中旬接到姐夫從北京來的信，他告訴我父親在1949年夏天故去，我的老婆回了徐州，在我岳父那裡。家中一切東西皆由我弟弟掌管。他對我置之不理，老婆回徐州，他一個銅板也沒給。老婆隻身抱著孩子走了。弟弟這樣做太不應該，我要寫信說說。
大概3點鐘的樣子我們出發了。馬路旁的住戶還在熟睡中，有一家掛著紅窗簾，從裡面射出光亮，似乎媽媽在給嬰兒餵乳，一個幸福的小家庭。我是不會有的。我自己反動，結果把一個家庭搞得生離死別。父親死了，我沒有盡忠盡孝。老婆回徐州怎麼過呢？自己今天押到這兒，明天押到那兒，到哪去都要夜間行進，見不得人。也難怪，我這種人叫人看見是頗不相當的。
早晨5點鐘左右天亮了，看到伊通的房子，家家戶戶燃起了炊煙，有幾個老頭在馬路邊上拾糞，有的趕車往城裡運柴草……我真羨慕他們的自由。坐了牢知道自由的樂趣，患了病曉得健康的可貴。
進了伊通縣城。我知道這地方不會有人認識我，我便大膽地東張西望。總也沒看到社會上的事物，感到一切都很新鮮；街旁有許多賣小吃的攤子，我發現有賣切糕的，我幼年就喜歡吃切糕。有賣花生米的，有賣油炸果的，這些東西我都想吃。有機會買一點，我還有幾十萬元錢呢。
車拐了幾個彎，在一家大門前停下，像是一個大糧棧的後門。大門開啟，車開了進去。這是什麼地方？我們下了車，把東西往裡搬。搬到裡面才看見有木柵欄。這是一個五間房的看守所。左兩間，右兩間，中間一間是走人的。屋內是對面土炕。出來進去必須彎腰。我一看這地方太差了。沒辦法，進也得進，不進也得進，進去吧。我們住兩間，分四個炕，用木柵欄隔成四個監號，我們16個人，5個人一個監號，尚傳道單獨一個監號。各監距離很近，彼此能看見，隨便說話。我與徐克成、張伯橋、谷口、崔毓琛五人住裡邊一個監號。
這是伊通公安局看守所。五間監房，我們佔了一半，那一半伊通公安局用。這兒的犯人說話我們能夠聽見。這兒看守所的制度與我們不一樣，他們的犯人一動就要報告，“報告，我咳嗽！”“報告，我小便！”“報告，我換一換腿！”“報告，我擦鼻涕！”“報告，我找蝨子！”“報告，我扣褲鉤！”……一天的“報告”，彼落此起。看樣子都是鄉下人，或者是地主惡霸之流，長得土頭土腦。王所長對我們說：“你們彼此之間不要叫名字，叫號，叫人知道你們是誰不好。”
我叫尚傳道為希賢，他叫我夢齡。
我們來一班戰士，看守所只有王所長一人，我們一切活動與伊通公安局的犯人隔開，只有吃飯在一個鍋裡煮。高粱米飯，白菜湯。千篇一律。
有一天，我對王所長說：“這菜裡的鹽太少，咱們自己買點鹽，再買一點辣椒末。”
我們自己刷碗，掃地，晚飯後燒炕，各組輪班攤勤務。白天看書，晚上下象棋。坐在土炕上開“口頭宴會”：這個飯館子有什麼名菜？那個地方出產什麼好吃的？糖醋魚怎麼樣做？鍋貼雞怎麼做？你一句我一句，很有意思，津津樂道，臭味相同——對於舊的東西都那樣留戀，對於吃喝玩樂的生活都不願放棄。沒有人反對開“口頭宴會”。
到這之後沒有材料可寫，也沒有人找我。我利用這個機會跟崔毓琛學俄文。我們學習政治、經濟、學毛主席的《實踐論》，由楊文昌負責領導。楊文昌是大學副教授，後來參加了軍統，他是北平組的組員。解放後自首於北京，後來到了長春，在東北大學任副教授。他到長春報告過公安機關，因此他被捕後，公安局對他予以優待。他的理論知識很豐富，馬列主義也有所體會。他領導我們學習，大家很有心得。
到這裡沒幾天發生一件意外的事情。張伯橋是中統局長春區的總務科科長，北平大學畢業，英文很好，國文也不錯。他參加中統日期並不多，後來兼“長春特秘處”的調查組組長，由他收集情報殺害了一些地工人員。被捕後他始終認為自己必然被處死。每天老是搖頭嘆息，1949年在公安局把他案子結束了，1950年春把他解到長春監獄。大概考慮他是個危險人物，於是又把他解回公安局看守所。
早在1935年北平的“一二？九”運動，反動派要抓一個共產黨的地工人員，這個地工人員是張伯橋的朋友，他把他掩護起來，救了他。解放以後，這位地工人員在察哈爾省財政經濟委員會充主任委員，知道張伯橋在長春被捕，便給長春公安局來了一封信，證明“一二？九”運動張伯橋有功，並給張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