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荄暴露了許多思想，把不滿政府的話，他都說了，回來對我說：“他叫我不要有顧慮，我當然沒有顧慮，什麼話都說了。共產黨不是騙人嗎？先叫登記，保證不抓，最後來一個大逮捕。這種手段是沒有信用的作法。”
他一說這話，使我想到在1945年秋，“九？三”勝利後，蔣介石對華北漢奸的處理。北京街頭出了一個佈告，上面有：“凡給敵偽工作之漢奸，但問行為，不論職位，予以辦理……”就是不管這個人的漢奸職位多高，只要沒有壞的行為就不抓，官雖小，但有壞的行為也要抓。這張佈告一出來，90％以上的漢奸沒有跑，自己都認為沒幹什麼壞事。結果，戴笠一到北京把漢奸都抓了。漢奸被抓之後，在看守所說：“咱們被那張佈告騙了。”
現在呢，這些人響應坦白從寬的號召而自首登記了。如果沒有這個號召，有的人早就跑了。胡荄說的話，我同意一部分。昨天還問他有什麼意見，今天就槍斃了。這種作法誰也意料不到。這樣也好，在最後幾分鐘才知道被槍斃，減少許多苦惱。如果說要槍斃這個人，頭十天就告訴他，這個人有多難過呀。1946年，“南京人民法院”判處漢奸死刑，如判周佛海、緒民誼、林柏生、陳公博等人死刑，都是事先宣判，准許找律師辯駁，最後，才執行槍斃。被宣判死刑，尚未執行，那心情不堪設想。
晚飯，黑窗戶才開啟，我再一看大街，沒有人了。這個大風暴過去了。
晚上到看守所去彙報，我進屋一看，桌子上有張報紙，我想看看，被王所長拿過去，收了起來。王所長與宋所長問我號內的反映，我說：“大家不知什麼事，有人猜，是開大會，但不知道什麼大會，有人認為槍斃人，我也這樣認為。”
別的號犯人害怕把自己提出去槍斃。有人說，這回被抓的都危險。因為抗美援朝一緊張，就要安定後方，所以我們這些人就該倒黴了。
我想到列寧在蘇聯十月革命後，對一些反革命也施行大鎮壓，強調安定，毫不留情地殺反動派。現在，中國人走俄國人的路，也是一樣。如此說來，今天殺人是按照列寧的作法執行的。自己會不會被殺掉呢？沒有把握。比如慄宗元、馬尚，他們二人與我一樣，分在各監號，給政府反映情況，夜裡同時到看守所彙報。我曾對郭科長說：“馬尚雖然是中統的工運組長，可是他爭取得不錯，才判他有期徒刑七年。這次他在第八監號工作，反映情況也很好。他戴一個小腳鐐，走路一點一點地挪動，太不方便，給他拿下來，叫他方便方便吧！”郭科長說再等兩天。可是哪會料到被判七年有期徒刑的馬尚這次又槍斃了！我這個沒有判刑的，比馬尚還嚴重的大特務，不也隨時有被拉出去的可能嗎？想到這，自己警告自己：不要被一些幹部的笑臉所欺騙，應該知道共產黨的階級鬥爭是無情的。但是話又說回來，我知道無情又能怎麼辦呢？我能對政府人員說，你們別來這一套，你們用完了我就要殺我的。
不能這樣說，如果不殺我，我這樣說是沒有良心的。如果真要殺我，我把這些說出來，幹部給我一些好言安慰，最後還是不免一死。我什麼也不能說，心也不往這方面想。想一些別的事情，減少自己的苦惱。
5月20號以後，犯人有走的，也有來的，看守所把我調到第一監房，徐克成在第二號監房，邱明瑞在第三號監房，楊文昌在第四號監房，第八、第九沒有人，十號沈重擔任學習組長。
我遷到一號監房，仍然用“郭依平”這個化名。我到這屋幹什麼來了，看守戰士都知道。這些哨兵都認識我，每逢在號內與別的犯人講話的時候，哨兵看到也裝作沒看見。可是有一個班副姓傅，山東人，他對我最過不去，號內不準交頭接耳談話，可我為了要弄清問題，不能死坐著不動啊，我與隔壁的同犯一說話，被傅班副看見了，他對我嚴厲地批評了一番。我心想，這是故意找彆扭。我心中不服，對宋所長說了，宋所長說：“我回頭告訴他，你還要繼續工作。”
沒有幾天，劉榮第來了，他是從北京捕獲解到長春的。他關到了我這號，此外還有長春市立醫院醫生叢佩芝、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情報大隊副張長青、哈爾濱工大學生門光第、東北大學學生潘澄、中統特務嚴新漢、現行反革命於宗元，都在我這號。一屋子人。
劉榮第穿一套新布制服，腳上戴著小鐐，雖然這種小鐐僅比手銬子大一點，但是戴上極不方便，一步只有幾寸長，行走不如一般的鐵鐐。進屋後，讓他靠近廁所坐下。有人問他叫什麼名字，他說：“劉榮第”。我馬上知道了他，但是他不認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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