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分手吧，找到房子我馬上搬出去。”周家梅冷冰冰地說。
我盯著周家梅手心裡的口紅，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我平常就有怕老婆的習慣，實際上凡是討了漂亮女人當老婆，沒有幾個男人不怕的。幸虧我當時沒有馬上說話，才有了抵賴的餘地。
我相信在這種事情上必須抵賴，必須旗幟鮮明地抵賴，才有可能最後讓女人自己都相信，是錯怪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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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周家梅沒有捉姦在床，我就有抵賴的餘地。
要命的是這支口紅，它正躺在周家梅的掌心裡，看起來像一個驚歎號，我的腦袋裡裝滿了問號：把它栽贓到誰的頭上去呢？我絞盡腦汁，首先想到我老媽，不行，她太老；我又想到了弟弟胡向前的女朋友，更不行，她根本不在成都。
最後，我想到了王建南。我假裝終於回過神來的樣子，這時，我沒有合攏的嘴像一個大大的句號，我恍然大悟地說：“哦，這肯定是王建南的他那個老粉子紅姐留下來的。”
我解釋說，今天下午我剛回家，王建南就打來電話，說要借我的房子幽會，你知道，王建南不是跟別人合租房嗎？不太方便，這紅姐是“洞洞舞廳”的地下舞女——
為了讓這個謊言像是真的，王建南當天晚上就打了一個電話過來，問我們有沒有撿到一隻口紅。
第二天下午，王建南帶著紅姐到了我家，周家梅只允許他一個人進門。
王建南一味地道歉，說當時很糊塗，本來倆人在客臥裡！但後來他和紅姐發生了爭吵，原因是王建南要給她錢一筆錢，紅姐在舞廳掙錢不多，還都被老公打牌輸了，但紅姐堅決不接受王建南的資助，而且一直哭泣。後來她到了臥室裡，想借周家梅的梳妝檯補妝，倆人又發生激烈爭執，最後不知怎麼回事，反正吵來吵去，以致於她最終就把口紅掉在了床上，昨天晚上紅姐才終於想起——
我知道這都是王建南瞎編的，但他說得十分動情，任何鐵石心腸的人聽了都會感動。圍繞著這支口紅，他和紅姐之間的“真情”把我感動得一塌糊塗。
最後，周家梅在家裡批評了王建南一個晚上。讓紅姐在外面等得很不耐煩，站得腰痠背痛。
她教育王建南，一個男人要有上進心，要潔身自好絕不能同流合汙，怎麼能到“洞洞舞廳”那種地方鬼混呢？甚至說要介紹一個正經女孩給他當女朋友。
那天下午王建南一直點頭稱是，從來沒這麼謙虛過。
第二天，我請紅姐和王建南吃了頓火鍋以示感激。那天以後，就也沒見過那位紅姐了。
“口紅門”事件雖然平息，但負面效應也是明顯的。
從此，周家梅總是固執地認為，連王建南都墮落到去泡“洞洞舞廳”了，至於我，更不知壞到哪裡去了。
就算我無數次地表忠心、獻愛心也無濟於事。
那一年初夏之後，我和周家梅失去了一種相濡以沫的感覺，失去了信任，性生活也遠不如以前頻繁，很多時候她像例行公事一樣應付。
在這種情況下，我在外面尋花問柳的事漸漸多了起來。更重要的事，我沒有了心理負擔，對周家梅的歉疚之意也越來越淡。
後來，我們常常分分合合，但每一次分手過不了三天，我就會在她面前低三下四、口若懸河，她最終只好選擇回到我身邊。
但去年夏天，周家梅終於一無反顧地離開我。究竟是什麼力量讓她突然狠下心來和我一刀兩斷，會不會是她找到了新的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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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春三月，成都春光明媚，草長鶯飛。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踏飛花落舞筵，杜甫描述的成都春色早已遠去，到了現在，如果有女人問我這兩句詩什麼意思，我會告訴她前一句說的是吃魚頭火鍋，後一句說的就是吃燕窩。
的確，成都很像一個貪圖享樂、愛慕虛榮的女人，她只有兩副面孔：富有或者貧窮，其它一切都可以裝進這兩個蘿筐。在這座城市裡，享樂也是一種榮耀，愛情也是一種虛榮。
所以我覺得，要讓周家梅回心轉意，我必須發財，必須做出一番自己的事業。
星期一，我義無反顧地向新跨越公司遞交了辭職書，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我們新公司的第一單生意上。
劉至誠的“波士頓花園”快要開盤了，我們要在廣告界立足，這個樓盤的生死存亡，也就是我們“誠東文化”的生存關鍵。
這段時間，我和王建南天天在辦公室加班，忙得不可開交，泡粉子的時間也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