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都解決了。我覺得，我們應該說，在福利方面我們要做的事還很多，因為我們還處在建設一個新社會和一個新經濟基礎的過程中。應該說明……雖然我們已有很大進展，但目前還不能滿足我們所需要的一切……”①
①宋慶齡自上海致北京愛潑斯坦，1958年3月27日。
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過左的傾向開始抬頭，同美、蘇的對抗加劇，雜誌受到了壓力，要它“在政治上更加鮮明。”宋慶齡認為雜誌的立場應該明確，但同時應保持原有的風格和表達方式：
“在所有那些為反動派及機會主義者繼續攻擊我們的事情上，我們必須保持我們的原則立場，同時要努力向各國人民傳達我們需要同他們發展友誼的資訊。我們可以用一種溫和態度來處理這一事情，……但我們能夠——而且必須——把事實報道出去，把各國之間友好的真正基礎保持下去。我想我們刊物一直是這樣做的，我覺得應繼續這樣做。……”①
①宋慶齡自上海致北京《中國建設》編委會副主任（後為代主任）唐明照，1958年9月30日。
周恩來總理完全同意宋慶齡的這一意見，透過辦公室主任齊燕銘轉告《中國建設》編委會負責人唐明照：“《中國建設》報道中國目前經濟文化建設方面的情況，就已經具有了政治的內容，不要‘政治化’過多，改變了它原有的風格。”①
①齊燕銘致唐明照，1958年11月1日。參閱《宋慶齡創辦的〈中國建設〉》（中國建設創刊35週年紀念冊），第8頁。
在60年代初期，外交部長陳毅曾讚許《中國建設》保持“穩定”，既不偏右，也不極左。①在以後的“文化大革命”中，這句話成了批判他的材料之一，因為“穩定”被認為至少是無原則的騎牆態度。
①據當時編輯部工作人員所聽到的傳達。
關於宋慶齡自己為《中國建設》寫的稿子，她總是非常謙虛。她聽到有人說她的文章連一個逗號都不許編輯們改動，非常生氣，說這簡直是“無稽之談”。事實上，她習慣於徵求別人對她的文章的意見，並且一般地總是接受別人的意見。有一次她特地給編輯寫信，稱讚編輯部對她的文章的某些部分“改得確實好……現在讀起來好多了”。當編輯部給她寄稿費去時，她都不收。1958年11月間，她專門寫信囑咐編輯部：“不要給我寄稿費來”。①
①本段可參看本書作者《宋慶齡與〈中國建設〉》一文，載《紀念宋慶齡特刊》（《中國建設》1981年第9期的附冊）。
從1952年到1966年，她共為《中國建設》撰寫了24篇專文，為其他報刊寫的文章就為數更多了。
《真實報道的傳統》一文是她為《中國建設》創刊十週年而作的。①她在文章中回顧了《中國建設》的前身《保衛中國同盟新聞通訊》的歷史。她寫道，當時中國人民正進行“爭取民族生存的尖銳的鬥爭，這一斗爭是反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爭取民主、自由與人類進步的世界性鬥爭的一部分”，“中國共產黨正在為民族的復興開闢道路，以拯救我們的國家和文明”，而中國國民黨則“妄圖實現其摧毀中國共產黨及其抗日根據地的夢想……對日本侵略者作戰則採取消極態度”。“這就是那些年代裡中國局勢的真實情況”，她繼續寫道，“然而，這種情況是決不允許向世界各國透露的，國民黨對於新聞報道和新聞釋出實行嚴密的檢查。……在這種情況下，保衛中國同盟……感覺到應該承擔起向全世界傳播我國的真實情況的職責。我們把報道實際情況作為我們工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①《中國建設》，1962年第1期。載《宋慶齡選集》，第451—454頁。
1949年後出現了一種新的重要的真實情況；
“中國人民在世界上站起來了。我們……在為我們自己建設新的生活。鬥爭依然是艱鉅的；……有許多東西需要學習。……但是……繁榮富強的未來……透過我們自己的努力……正在成為現實”。
正是這一真實情況，《中國建設》要承擔起宣傳和保衛的責任，反對國內或海外任何企圖加以抹殺或逆轉的嘗試。同時，它“堅決主張……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和平”，“對那些業已取得或者正在爭取獨立的國家和人民，給以完全的同情和支援。”
這樣一本刊物，在長達20年的時間裡——一位參加創辦工作的老人回憶道——“卻不能獲准在美國發行。美國政府把《中國建設》列入不準進口的出版物之列，並訓令郵局和海關官員，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