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派的高音喇叭一個比一個響，都想讓本派的聲音壓倒對方。最使她難受的是那種低沉的聲音——打人的聲音和被打者的呻吟。
她把這些“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情況寫信告訴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並囑咐斯特朗把信閱後銷燬。斯特朗在回信中說，“我在收到你第二張便條的當天就親自把你的第一封信撕成碎片，扔進下水道沖掉了……沒有留下絲毫通訊的痕跡……”①
①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北京致宋慶齡，1966年10月22日。斯特朗當時曾把宋的信給本書作者看過，所以對內容還有印象，具體文字就記不確切了。
過去，宋慶齡也常要通訊的對方把她的信件銷燬，但當時這樣做是防止革命的機密落入敵人之手。現在這樣做卻是為了對付那些自以為是“超級革命派”的人。這在她還是第一次。
在同一時期，她寫信給本書作者：
“……我想，對那些無端汙衊，我只有閉上眼睛——外面那種敲鑼打鼓的喧鬧聲已經夠叫人心煩意亂的了。希望你離得遠，聽不到。”①
①宋慶齡致北京愛潑斯坦，1966年8月27日。
這裡的“無端汙衊”是指在西方報刊上重提有關她私生活的一些陳舊的讕言。這些讕言可以追溯到當初國民黨反動派散發的造謠傳單，現在又被那些極左分子翻騰出來，這些人不擇手段地去公開“揭露”別人。她為之悲嘆的“無端汙衊”還不限於對她本人，而是對其他許多人。
她還曾寫信給馬海德醫生。馬的住處同她相近，信都是由忠誠的李姐（李燕娥）或司機老劉送去的。這些信馬都沒有儲存，“因為留著對她或對我都不好”（他後來這樣說）。她在信中所表示關心的主要是別人而不是她自己，但她確實也擔心會不會有一天她不得不拋棄她所喜愛的繪畫和其他藝術性的紀念品（她喜愛和收集青花瓷），因為這些東西也可能被當成“四舊”。她把一部分藝術品送給馬海德，請他把它們轉存到“比爾大叔”（在上海地下工作時期她這樣稱呼路易·艾黎）那裡去。馬後來說①，他是親自把這些東西轉送去的，這樣做要擔一定風險，因為他當時也已經受到尖銳的口頭攻擊，他的妻子蘇菲被她工作的那個電影製片廠的造反派關起來，他家被抄，個人的文書資料都被拿走。
①據馬海德在1981年宋慶齡逝世後同本書作者的談話。路易·艾黎是外國人，所以他的住處可能比馬海德家安全些，馬已入了中國籍，又是幹部。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寫信給宋慶齡：
“西方報紙紛紛用大字標題報道你的住所被紅衛兵洗劫，所以我在這一期《中國通訊衝加以徹底的否認，同時登了我寫的報道《毛在天安門上》，裡面提到你也在場。”①
①從1958年到1976年，斯特朗在北京以她個人名義編印英文《中國通訊》（Letter from China），兩週出版一次，發行到世界各地。這裡提到的是第42期，出版日期為1966年10月20日。
她寫的關於1966年10月1日北京慶祝國慶的報道中說：
“遊行群眾達150萬人，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人數最多的一次……至少有半數是紅衛兵和革命學生……
“國外國聽到謠傳而不安的人們將會高興地知道，宋慶齡（孫逸仙夫人）同領導人們站在一起，同往常一樣神采奕奕……說紅衛兵抄了她的家，全是謊言。”
宋慶齡在北京的寓所沒有被人闖進來（在上海的寓所有人闖入）是由於周恩來的及時過問。1966年8月30日，周恩來寫了《一份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①，送毛澤東批准，名單之首就是宋慶齡。
①《周恩來選集》（下卷），第450頁。
兩天後，因為出現了大字報，要求把宋慶齡這位非黨人士的國家副主席職務撤掉，並揚言要衝進宋的寓所，同時發生孫中山塑像被毀事件，周恩來嚴厲告誡北京的紅衛兵：
“宋慶齡是孫中山的夫人。孫中山的功績，毛主席……肯定了的。他的功績也記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南京的同學一定要毀掉孫中山的銅像，我們決不贊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門對面放孫中山的像是毛主席決定的。孫中山是資產階級革命家，他有功績，也有缺點。他的夫人自從與我們合作以後，從來沒有向蔣介石低過頭。大革命失敗後她到了外國，營救過我黨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戰爭時期與我們合作，解放戰爭時期也同情我們，她和共產黨的長期合作是始終如一的。我們應當尊重她。她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