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一個機會，以表明她在建設一個爭取更多外援、反對國內壓迫的統一戰線的工作中的立場。她的一個辦法是，只要有可能，就同她在30年代救亡運動中的老同事在一起公開露面。這些人1941年在重慶聯合組成“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它的核心後來成為“中國民主同盟”）。
同她和她的老同事們常在一起的有革命學者、詩人郭沫若。在國共合作進行北伐時，他曾負責北伐軍的宣傳工作，後流亡日本多年，不作政治活動，直到1937年抗戰爆發、國共第二次合作才回國。
國民黨某些著名人物採取抗日和反對內戰的立場（如馮玉祥將軍）或者即使暫時向這個方向轉變（如孫科），她都注意到使公眾有機會看見她同他們在一起。
她參加對已故愛國進步人士的紀念活動，從不缺席。救國會“七君子”之一鄒韜奮在香港淪陷後輾轉去蘇北新四軍工作，1944年7月24臥因病去世，以參加中國共產黨作為遺願。10月1日，由宋慶齡領銜發起的追悼大會在重慶舉行。在反動氣焰趨於囂張的時期，她特別注意參與這一型別的活動。她的在場會提高這些活動的聲望、擴大影響，還會提供某種安全保障。
兩週之後，即10月19日，她又同救國會老人沈鈞儒、作家茅盾等人出席魯迅逝世紀念大會。如同8年前在上海為魯迅舉行送殯儀式時一樣，有人企圖搗亂，因宋慶齡在場而未敢輕舉妄動。她自己這樣寫道：
“上星期我們為魯迅開了一個紀念會。那些SS①在我離開之後（因為我有另一個約會）衝進會場，桌椅橫飛，出現一場暴亂。”②
①SS可能是Secret Service“特工處”的縮寫，也可能借用納粹黨衛隊的縮寫作為比喻。——譯者
②宋慶齡自重慶致緬甸前線理查德·楊少校，1944年5月29日。
在保衛中國同盟的工作中，宋慶齡堅持在重慶——儘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