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頁。他稱這些謠言是“卑鄙的流言蜚語，用作反對她以及同她政治上一致的許多朋友的武器。”
路易·艾黎也談到過她一直保持著的幽默感，並且指出，這一點對她非常重要，因為即使在為公共事務緊張繁忙的時候，她在家裡也能因此而得到片刻放鬆。“開開心——這是她寄希望於外國友人的事情之一。”他講起有時在晚上她同外國友人們一起唱歌，說些輕鬆的話題，彼此稱呼有趣的綽號。史沫特萊的綽號是“迷你哈哈”，簡稱“迷你”。①在宋慶齡的一些談正事的信件上有時也這樣稱呼史沫特萊。牲。遠東反戰反法西斯會議》），載《瞭望》，北京，1986年第11期。
①艾黎同本書作者的談話，1986年4月12日。
宋慶齡——二十世紀的偉大女性……第十四章 為了拯救民族危亡：上海，1935—1937年
第十四章 為了拯救民族危亡：上海，1935—1937年
（一）抗日統一戰線的形成：高漲而曲折的潮流
自從1931年日本強佔中國東北以來，中國共產黨就主張武裝抵抗日本侵略。紅軍提出願與任何真正抗日的部隊停戰並結成統一戰線，但沒有得到響應。
儘管如此，這些行動已經反映出這樣一個客觀事實，即：中國所面臨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革命與反動之間的、屬於國內的、社會的矛盾，而是全中國與日本之間的、屬於外部的、民族的矛盾。共產黨的主動建議在時機成熟時將會擴大到包括國民黨政府在內——只要它同意抗日。必須要做到這一步，因為只有這樣，中國的革命才能在保持既定目標的條件下，同一切反對日本的力量（包括在國內政治中處於中間或右翼狀態的人）團結共事。在國際上，就要同那些因為本身的帝國主義利益衝突而反對日本的外國資本主義列強，以及依靠它們的中國派系，進行某種合作。
中國勞動人民的、中國革命的根本利益要求採取這樣的戰略。如果不把一切可能的因素都調動起來抗日，中國就有將從世界政治地圖上消失的危險——它的人民將遭受雙重的奴役。但如果中國奮力反擊，那末主張國內政治和社會革新的力量——如果它們在抵抗運動中表現得最堅決、最有效——將會擴大、經受鍛鍊並取得領導地位。
但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
首先，必須有一個堅強的、有經驗的、有遠見的革命核心力量，其所處地理位置要便於充當民族抗戰的先鋒。這個條件正在形成。中國紅軍在1934—1935年的長征中所經受的鍛鍊和考驗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它因為未能保衛住在中南地區的老根據地而進行長征，但在長征後卻勝利地到達了華北抗日前線。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長征中途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後，在政策上日趨成熟的結果。在黨內，過去那種只起消極作用、自我孤立的“左”傾路線逐步得到克服。對全國來說，長征的勝利顯示了一條客觀真理：在中國這樣的國家，一支儘管沒有坦克、飛機或其他現代裝備但有群眾基礎的軍隊，是不可能被擁有這一切武器但沒有人民支援的敵人所粉碎的。對日抗戰所需要的正是這樣一種信念和能力。
共產國際在第7次大會上（1935年7—8月），由於世界局勢發展的影響，也從第6次大會（1928年）後的“左”傾路線轉向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這一轉變是由新任主席的季米特洛夫在主旨演說中宣佈的，他本人因為在希特勒炮製的“國會縱火案”審訊中所表現的非凡勇氣而成為世界反法西斯的象徵。各國的共產黨人解脫了自己給自己加上的宗派主義束縛，有了寬廣的胸襟和新的思想武裝，在反法西斯的千軍萬馬中就能夠成為前鋒和核心，後來的事實也確是如此。
宋慶齡本人在世界上“超前的反法西斯”行列中早就贏得了受尊敬的地位。她的反法西斯思想可以追溯到20年代初期。她的這一立場甚至在德國納粹掌權之前很久就很明確。她不但在日本、也在蔣介石的親信和殺手組織“藍衣社”身上，聞到了同納粹一脈相通的氣息。
不僅如此，她還相信，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威脅以及國內法西斯的反動暴力都是能夠戰勝的，因為促使它們最終失敗的核心力量已經存在。她對來訪的前美國駐德大使威廉·F·多德（透過在德國的親身經歷，他成為堅定的反法西斯人士）說，“你一定已經看到了這裡的情況有多糟。但我相信會好起來。中國有一個共產黨，這就是我的希望所在。”
這個希望國長征的勝利而證明是能夠實現的。紅軍最後到達了密邇抗日前線的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