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擔負這一任務事先是經黨組織同意的。①
①《胡蘭畦回憶錄（1901—1936）》。
但宋慶齡決心不因“左”傾分子對她的冷淡而疏遠中國共產黨。
在淞滬抗戰中，上海地下黨在一家日商大紗廠組織了一次愛國罷工。宋慶齡募集捐款兩萬元支援罷工工人並經常同罷工領導機構商量。
她對中國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支援是直接的、毫無保留的，不‘但在言論上，在許多實實在在的工作中也是如此。例如她曾親自派人到上海幾家印刷廠去挑選熟練工人送往根據地工作（有幾位後來成為根據地印刷部門的負責人）。
她不斷靠攏中國共產黨不只是因為她繼承了孫中山與共產黨合作以爭取革命勝利的決心。這也是她自己獨立作出的抉擇。孫中山逝世後她在廣州和武漢的經歷加強了她的信念，以後的歷史發展一再證實了這一信念——中國共產黨是能夠排除任何艱難險阻，領導和推進中國革命的唯一力量，是團結各種力量和盟友的核心。宋慶齡的道路是在不斷加深的信念中產生的。不管遇到什麼挫折，她從不改變。
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基本因素是：宋慶齡敏銳地意識到中國解放的中心問題是武裝鬥爭（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一認識是從孫中山那裡繼承下來的，又為她自己的經歷所加深（她同軍閥們打交道的經驗、1925—1927年一支革命軍隊的建立、蔣介石透過控制軍隊而實行叛變、隨後中國紅軍作為革命不可或缺的武裝力量的興起、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