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的伴侶。她知道他已經找到這樣一個伴侶，可以同他一起工作並隨時隨地照顧他，表示很忻慰，但她起初認為沒有必要離婚——為什麼這位新夫人不能做“側室”呢？在中國古老的傳統中，“側室”不算是不光彩的地位，因為丈夫納妾是完全正當的，並且常常是得到元配夫人的同意（有時是作主）的。
但對具有現代觀念的孫中山來說，納妾是他要努力在中國消除的最令人厭惡的落後陋習之一。對受過美國教育的女青年宋慶齡來說，當然更是如此。但據說，她曾表示為了幫助孫中山進行革命，她不惜作出個人的犧牲。孫堅決不同意讓她這樣做。
不管怎樣，當朱卓文把盧嘉貞帶到日本來見孫中山時，離婚的事情很融洽地解決了。雙方簽署了一份由東京著名律師和田瑞草擬的檔案。（幾個月之後也是這位和田瑞律師草擬了孫宋結婚誓約書並作證。）
在6月28日，日本外務省的暗探盡職地注意到，孫中山發了一封掛號信給慶齡的父親——在上海的“查理·宋”。五天之後，他又給同一地址發了一封給慶齡的電報。這封電報她有沒有收到是個疑問，因為這時在宋家內部發生了一場尖銳的衝突，她失去了行動自由，她個人的信件也被扣了。
她離東京回上海之前，曾同孫中山商定，她要去爭取父母同意他們的婚事。但一到上海，她就發現兩位老人家已另有打算，要把她嫁給城裡一個富有的基督教家庭的子弟。她一生中第一次不聽他們的話，宣佈除了孫中山她誰也不嫁。兩老勃然大怒。他們說，孫博士已經有了妻室子女，他做她的丈夫年紀太大了。他連她的生活需要都無從保證，更談不上享受。對作為一位革命家的孫中山，他們是尊敬的，但他們不願意他們的女兒去過他那種危險而又困苦的生活。但慶齡不為所動。在折磨人的爭執中，她昏了過去，等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樓上臥室的床上，經過情形卻一點也不記得了。臥室的門已被反鎖。她剛才在父母面前強忍住的淚水一下子如泉湧出。
1915年10月初，孫中山又派他信任的使者朱卓文到上海去把慶齡接回日本。朱是孫的同鄉，曾在美國住過幾年，有個女兒，英文名字叫“慕菲雅”，是慶齡兒時的朋友。他們父女兩人到了上海，設法同慶齡接上頭。她偷偷溜出了屋子，給父母留了一張字條。這次出逃後來被編成像《羅米歐與朱麗葉》中“陽臺加梯子”那種場面的浪漫故事，但慶齡自己從來沒有加以證實過。真正的戲劇價值倒不在於經過的細節，而在於這一事實，即：儘管外表柔弱、內心敏感而外在的阻力又大，慶齡一旦作出決定，她的意志就如鋼鐵。這是顯示這一品質的無數考驗中的第一次。
孫中山對他的新夫人和過去的夫人都關懷備至。對盧慕貞，他始終是公允和友好地相待。在他的故鄉翠亨村，有一間紀念他的陳列室，裡面至今儲存著他在同她離婚後的一年裡給她寫的六封信。他在信上按中國家庭的習慣稱她“科母”（他們的兒子名孫科）、自署“科父”或“德明”（他們婚後所用的舊名）。他提到給她的家用匯款（每月100至200銀元）和他的身體狀況，並問候她的健康。他要她別想念他，告訴她怎樣分配他託她經手的給家鄉窮困親戚和村學的捐款。
（一）同孫中山的結合
1915年10月24日，慶齡回到日本。日本密探的報告說，“下午一點半，孫中山乘汽車去東京火車站，一點五十分同宋慶齡和另一位中國女士（可能就是朱卓文的女兒慕菲雅）返回，她們是從上海來的。三人於兩點半到達孫的寓所。”第二天他們結婚。“四點半，孫中山同宋慶齡去位於朱囗的和田瑞律師家中赴宴，晚七點半回家。”
毫無疑問，他們結婚是在1915年10月25日，但結婚誓約書上填的日期是26日，這是因為按照日本風俗，雙日對新婚夫婦吉利。有人說他們結婚是在一年之前（即1914年10月），即在孫盧離婚之前，這是沒有根據的。慶齡後來寫道，“我們的政敵責備我們在孫中山還有妻室的時候就結了婚”。她把任何關於他們在婚前就已同居的說法斥為“徹頭徹尾的謊言”。①
①1980年9月16日、17日和25日致本書作者的信，在提到有人重複這些指責時這樣說。
結婚誓約書是用日文起草的，以便向日本當局登記。這份結婚誓約書現存北京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①它體現了兩性平等的精神。雙方保證“將來永遠保持夫婦關係”，“萬一發生違反本誓約之行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會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異議；而且為了保證各自的名聲，即使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