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結果的。宋慶齡儘管尊重和欽佩他，卻依靠共產黨作為實現所求變革的主要槓桿。
在柏林像在莫斯科一樣，宋慶齡受到在中國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各種衝擊，又受到來自西方和中國反動派的壓力。她繼續保持鎮定，以繼續堅持自己的一貫立場，顯示出她的原則性、政治判斷力和處事才能。
這方面的一個例子是，1929年5月美國的一個廣播網透過文森特·希恩要求她到美國去發表一系列廣播講話和在公眾場合露面。希恩敦促她接受，因為她可以藉此機會把中國的真相告訴美國人民，並且可以用廣播公司答應付給的5萬美元報酬作為她進行政治活動的經費。宋慶齡在同鄧演達商量之後拒絕了這個要求。她向章克解釋說，如果她去，她會落入一個有利於蔣介石和支援蔣的美國政策的陷阱。她可能透過談話或沉默表現為接受蔣政權的合法性。而這筆由美方提供的收入也不是為革命籌集資金的好辦法。章回憶說，希恩為此大發雷霆：“我真猜不透她。她會有一個講壇。重訪她所喜歡的朋友和地方，得一筆用自己的工作賺來的錢。這有什麼不合適的？！”
不合適的是，宋慶齡所懷疑的陷餅確實存在——現在能夠得到的檔案證明了這一點。
1928年6月16日美國大使舒爾曼從柏林“致國務院的絕密報告”說：
“美國著名的巡迴演講主辦人L．J．艾伯先生向孫夫人提出簽訂在我上次報告中提到的那個合同。希恩先生說，孫夫人應按合同淨得5萬美元……這筆款項她可能會捐獻給‘事業’。希恩還說，宋慶齡正‘在考慮接受這個提議’。如果她接受了，他不認為她在美國的講演將會具有任何很顯著的政治性質。她有這麼多的近親同目前的國民黨運動有關係，這將使她難以對之進行攻擊。”①（著重點是本書作者加的）
①司徒雷登著《在華五十年——傳教士和大使司徒雷登回憶錄》（英文），第116頁。
大使的報告（現加上其他材料）顯示出宋慶齡在歐洲的行動受到了美國外交官的密切監視。舒爾曼還同意把報告“副本送駐北京公使館”，結果很可能是把訊息傳給美國所偏愛的蔣介石陣營中去了。這裡應該提起，舒爾曼幹這類事情不是新手。1924年在廣州他曾提議在孫中山和北洋軍閥之間進行調停，從而使孫中山的革命事業喪失銳氣和蘇聯的引導。
事實上，有不少美國人——官方的或非官方的——都在設法把宋慶齡挪向蔣介石一邊，至少使她對蔣的反對不要那麼強烈。
司徒雷登博士就是擔負著這樣的使命來到柏林的。他是北京的中美燕京大學校長，在20年之後出任美國駐國民黨中國的最後一任大使。司徒在基督教活動中結識了慶齡的父親宋耀如，從小就看著慶齡長大。他甚至於知道慶齡對巧克力有嗜好，所以帶了一大盒最好的巧克力到柏林，想透過“她的忠誠的秘書、一個燕京的學生（司徒語）章克找到她。司徒還寫道，“在莫斯科小住之後，她已決定……俄國的共產主義對中國來說，不是萬應靈藥，所以帶著她的部屬撤到柏林，在那裡我在約一年之後見到了她。”①章克對這段話提出了疑問。在章的記憶中，宋慶齡在柏林沒有會見司徒，而是迴避他，曾對章說，司徒像極大多數傳教士一樣欽佩蔣介石，所以很可能是為蔣辦事的。她不接見司徒，而是把一張她親筆簽名的、同孫中山的結婚照，要章克代她送給他。至於司徒所寫的歸之於宋慶齡的那些話，實際上她從來沒有找尋什麼“萬應靈藥”，也從來沒有對蘇聯和中共表示過否定態度（這一點正是蔣介石和西方求之而不可得的）。儘管如此，他們企圖在宋和蘇聯及中共之間製造不和的嘗試從未中止過。
①同第九章注36。
關於宋慶齡的處境，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當時曾這樣寫道：
“她肯定是歐洲所收容的所有流亡者中最奇特的一個……因為獲勝的國民黨人根本不是要把她趕出中國，而是軟硬兼施地阻止她離開中國。即使到現在，他們還在找她，希望勸誘她回去分享他們的榮耀。
“但是，她即使境況桔據……卻避開那些被派來請她回去過富裕尊榮生活的使者。她把他們所要提供給她的榮譽看作是對她丈夫的主義的背叛……在中國全國各地……開會之前都要向孫逸仙博士遺像行三鞠躬禮……透過家庭的關係以及透過她自己的才能，她如果想要在新政府中得到任何地位，都是完全可以辦到的。但她拒絕了，她在政治上斷絕了同家庭的關係——對一箇中國婦女來說，這是了不起的行動。她打電報給她那位得勝的妹夫，譴責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