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實曾在下院吹噓道，英國的目的是“幫助保守派對付激進派”。
也是在4月間，在蔣發動上海政變之前幾天，首都北京的軍閥政權同所謂“條約國”外交使團合作進行了一項反革命行動。這個外交使團把外交豁免權本來是看作神聖不可侵犯的，但這只是對他們自己而言。蘇聯大使館在“使館區”內，而“使館區”是由他們管理的，他們卻違反外交豁免權，允許軍閥政府的警察對蘇使館大事搜尋並取走了檔案，抓走了19位中國進步人士。這些檔案有的後來公開發表（夾雜著另外一些顯然是偽造的檔案），作為破壞中國現存秩序的“布林什維克陰謀”的證據。被捕的人大多是上一年“三·一八慘案”（軍閥政府用機槍掃射舉行反帝示威的群眾）後到蘇使館避難的。他們被捕後很快被絞死。
主要的犧牲者是李大釗。前面已經提到過這位北京大學教授、1919年“五四運動”和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者、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同國民黨在國民革命中進行合作的談判代表、國共兩黨北方組織的領導人。他是孫中山和宋慶齡的朋友，也是毛澤東的朋友——“五四”時期毛還是一個青年時曾在北大圖書館在他手下工作過。他就義時同平時一樣，滿懷信心，無所畏懼。當時他還不到40歲。中國革命所遭受的損失沒有像他的犧牲那樣令人極度悲痛。宋慶齡深深地悼念他。①
①約翰·B·鮑威爾著《我在中國的二十五年》（英文）是一個美國人的親身見聞。上海《密勒氏評論報》主編鮑威爾本來是蔣的崇拜者，但後來發生的事情使他義憤填膺。
4月18日，距“四·一二”反革命叛變不過幾天功夫，蔣介石就在南京建立了他自己的“國民政府”。這一對武漢政府（他是由這個政府委派任職的）明目張膽的篡權和反叛行為卻成了他的政權宣稱具有“合法性”的基礎。
蔣叛變之後，革命的政治聯盟又維持了3個月，但只是在武漢政府的轄區之內。它的成員現在只剩下“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武漢政府下令將蔣介石撤職，他就用封鎖來對付武漢，切斷武漢同上海及長江下游的交通。武漢有許多原料來自這些地方，大部分產品靠長江外運，因此被封鎖之後市場短缺現象日趨嚴重。工商業者開始抱怨經濟蕭條，工人農民則變得越來越激進，不斷加強他們的組織。北伐的軍隊繼續從武漢向北挺進。在這些軍隊中，有一部分小地主和城市中產階級家庭出身的軍官，希望仿效蔣介石的榜樣。在武漢政府內部，這時又有了一個新的領袖汪精衛。他是當年4月從歐洲回來的。作為一個一度被認為是孫中山的“天然繼承人”的他，本來是可以為武漢的左派增添威信的。但他的“站在左邊”只不過是因為他的對手蔣介石站在右邊的緣故。
在這樣的形勢下，宋慶齡成為一個越來越重要的政治象徵，因為她是孫中山的夫人，她堅持孫中山的原則，並且在孫中山思想發展的最後階段同他在一起。那些嫌她礙事的人想破壞她的名聲，或者把她拉到他們一邊去，至少也要使她保持中立。但她堅定地維護孫中山的革命遺教，站在武漢政府一邊，反對蔣介石。4月22日，她聯署了一個給全國各地的通電，尖銳譴責蔣介石在上海的叛變。在這封通電上簽名的還有鄧演達、何香凝、陳友仁及其他國民黨左派，以及毛澤東、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惲代英等共產黨人。他們在通電中指出，“一切帝國主義之工具，皆麇集於其（反共”旗幟之下，以從事反革命”，“凡我民眾及我同志，尤其武裝同志……惟有依照中央命令，去此總理之叛徒，本黨之敗類。民眾之蟊賊。”①武漢及由武漢政府領導的地區開始掀起一場聲勢浩大的反蔣群眾運動，要求深化革命，作為對反革命的最好回答。
①文森特·希恩在《個人的經歷》中說，李大釗有一位女兒同時被捕後也被殺害。本書作者最近從李大釗外孫女賈凱林處欣慰地獲悉，這是訛傳。賈在1992年3月5日的信中說，李的夫人趙紉蘭和長女星華（賈的母親，時年16歲）、次女炎華（時年12歲）均在1927年4月5日與李同時被捕，但在4月28日下午獲釋回家。次日閱報始知李已於28日上午遇害。
儘管普通民眾極為憤怒，一些以“左派”聞名的國民黨政客也發出特別憤怒的聲音，但他們中已有人在開始謀劃“退路”。他們想更多地依靠那些還在他們的旗號下的職業軍官，以保護他們自己免受來自蔣介石和群眾運動這兩個方面的可能傷害。對於工農群眾迄今為止對北伐的支援以及把革命推向全國的要求，他們是滿意的。但對於群眾的社會要求、他們有一種出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