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落何處，至於‘文壇’上誰是盟主，誰是大將，我更是茫然。”梁實秋還宣揚，他的副刊歡迎寫“與抗戰無關的材料”，要作家“不必勉強把抗戰截搭上去”，以此對抗“文協”為抗戰服務的方針。針對梁實秋的攻擊與謬論，老舍代表“文協”起草了致《中央日報》的公開信。老舍寫道：
今日之事，團結唯恐不堅，何堪再事挑撥離間，如梁實秋先生所言者？貴報用人，權有所在，本會無從過問。梁實秋先生個人行動，有自由之權，本會亦無從干涉。唯對於“文壇座落何處”等語之居心設詞，實未敢一笑置之。在梁實秋先生個人，容或因一時逞才，蔑視一切，暫忘團結之重要，獨蹈文人相輕之陋習，本會不欲加以指斥。不過，此種玩弄筆墨之風氣一開，則以文藝為兒戲者流，行將盈篇累牘爭為交相誶詬之文字，破壞抗戰以來一致對外之文風，有礙抗戰文藝之發展，關係甚重；目前一切，必須與抗戰有關，文藝為軍民精神食糧，斷難捨抗戰而從事瑣細之爭辯；本會未便以緘默代寬大，貴報當有同感。（注：見羅蓀：《關於〈抗戰文藝〉》，《新文學史料》1980年第2期。）
這封公開信，慷慨陳述團結抗戰之理，義正辭嚴地對梁實秋及其幕後支持者進行了揭露與批駁，把國民黨當局置於十分尷尬的境地，國民黨中宣部頭目張道藩親自出面干涉，阻止了這封信的公開發表。
由於國民黨反動派屢生事端，“文協”的工作一直是非常困難的。從一九三九年以後，國民黨政府愈加消極於抗日，而專事反共，連續發動了幾次反共高潮，特別是一九四一年的“皖南事變”，極大地破壞了國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政治局面，釀成了嚴重的內戰危險。“文協”總部地處國民黨的統治中心重慶，每有活動，常遭國民黨特務分子的破壞。一九四二年十月間，“文協”在重慶“中蘇文化協會俱樂部”以茶會形式紀念魯迅逝世六週年，作為主持人的老舍剛要登臺講演，即有八、九個流氓闖入會場，將老舍架了起來，推推操操，至使會場大亂而散。來年“文協”召開魯迅紀念會時，亦遭特務衝擊。國民黨特務機構還時常對進步作家進行跟蹤，甚至無理扣押，每遇此事，老舍總是挺身而出，竭力進行營救。一九四○年三月，方殷、魏猛克被重慶稽查處扣押，就是老舍具保營救出來的。一九四五年一月駱賓基被捕，也是老舍四處奔走，透過馮玉祥的關係，營救出獄的。面對這種局面，老舍異常氣憤，他曾經堅定地表示：“我扛的就只有這塊招牌，你重慶不讓掛，我可以掛到延安去！”（注：樓適夷：《憶老舍》。）他一方面和國民黨當局進行必要的鬥爭，不失卻革命的立場，一方面又要多方面應付，使抗日文化活動避免受阻中斷。此番重任，實為艱難。無乃茅盾同志說：“如果沒有老舍先生的任勞任怨，這一件大事——抗戰的文藝家的大團結，恐怕不能那樣順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艱難困苦地支撐到今天了。這不是我個人的私言，也是文藝界同人的公論。”（注：茅盾：《光輝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關於這一段的“文協”工作，老舍自己也說：“辦事很困難，只要我們動一動，外邊就有謠言，每每還遭受了打擊。我們可是不灰心，也不抱怨。我們諸事謹慎，處處留神。為了抗戰，我們甘心忍受一切的委屈。”（注：《八方風雨》。）這番話，可見老舍的艱難處境，也可見他的寬闊胸懷。
工作的繁重與艱苦，流浪生活的困危，嚴重地折磨著老舍的身體。從一九四一年以後，他的健康狀況日趨不好，貧血加瘧疾，常使他頭暈，有時只能靜臥，連寫作都只好停止。一九四三年十月四日，老舍因患盲腸炎在北碚住院動手術，十月二十日出院。老舍出院後不久，胡潔青攜子女來到重慶，老舍與家人在六年別離之後，重又團聚。老舍從濟南走後，胡潔青及孩子被困於濟南近一年時間，一九三八年黃河鐵橋修復後，親友才將她和孩子接到北平。胡潔青隱名埋姓，在北平過了五年亡國奴生活。一九四三年九月九日，她帶著三個孩子由北平乘火車南行，經開封、商丘、亳州、界首到洛陽，由洛陽轉乘火車，於十月十一日到達寶雞，在寶雞滯留十天，然後乘長途汽車於十月二十二日到廣元，十月二十八日晚到達重慶（注：參看燕崖（即胡潔青）：《從北平到重慶》，《時與潮文藝》第五卷第1期，1945年3月15日出版。）。胡潔青此行，輾轉河北、河南、安徽、陝西、四川五省，歷時五十天，飽經了流亡生活的艱辛。
胡潔青及子女的到來，給繁忙、貧病的老舍帶來了安慰。但是，國民黨反動派並不曾讓老舍過幾天舒眉的日子，它們所豢養的一些惹事生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