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的人是這樣，而且有遠不及他們三個的！找個事情真比登天還難！”（注：《我的幾個房東》，《老舍生活與創作自述》。）
老舍對於普通的英國人身上所表現出的獨立精神，是很讚賞的。他的第一個房東是姐妹倆，年紀都大了。妹妹勤苦忠誠，受過相當的教育，為了照顧身體不好的姐姐，寧可放棄家庭教師的職業，留在家裡獨立撐持全部家務。她把樓上兩間房子租給單身的男人，進些租金。這樣，她得給大家作早飯、晚飯，得上街買東西，得收拾房間，得給大家洗衣裳，得記賬，他忙裡偷閒，還要讀一點聖經，給朋友寫信。她有一種獨立不倚的品格和精神。她哥哥開著麵包房，到聖誕節才送給妹妹一塊大雞蛋糕。妹妹絕不去求他的幫助，就是對那一塊大蛋糕，她也馬上還禮，送給她哥哥一些有用的小物件。這使老舍很感慨，他說：“自然，這種獨立的精神是由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逼出來的，可是，我到底不能不佩服她。”（注：《我的幾個房東》，《老舍生活與創作自述》。）當老舍快回國時去看望她，她的背已經很彎，發也有些白了。
老舍同普通的英國人友好往來，給他留下許多難忘的印象。民族偏見阻隔不住人民之間的友誼。他在東方學院認識了學習華語的學生艾支頓，兩個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誼。艾支頓是個退伍的軍官，曾經作過教員。老舍遇見他的時候，他已被補習學校免了職，沒有事作。原因很簡單，他本已結婚，但是在倫敦他又和一位美國女子發生了戀愛。她是學經濟的，有碩士學位，當時他在補習學校演講關於經濟的問題，她給他預備稿子。結果夫人告了，離婚案成立，他得到自由，卻丟了工作，還得按月供給夫人一些錢。他們的生活因此過得很狼狽。老舍見到他，他提議“彼此交換知識”，老舍多教他些中文，他教老舍英文，為學習的方便，頂好是住在一起。老舍答應了，他們就合租了一層樓，租約三年，由老舍出房租，他們夫婦兩個供給飯食。老舍曾經這樣記述了他們在一塊的生活情形：
艾支頓夫人真可憐。她早晨起來，便得作好早飯。吃完，她急忙去作工，拼命的追公共汽車；永遠不等車站穩就跳上去，有時把腿碰得紫裡蒿青。五點下工，又得給我們作晚飯。她的烹調本事不算高明，我倆一有點不愛吃的表示，她便立刻淚在眼眶裡轉。有時候，艾支頓賣了一本舊書或一張畫，手中摸著點錢，笑著請我們吃一頓。有時候我看她太疲乏了，就請他倆吃頓中國飯。在這種時節，她喜歡得象小孩子似的。（注：《我的幾個房東》。）
這種生活，持續到房子的租約期滿。因為一時很難找到同住的合適的房子，老舍只得同艾支頓夫婦分手。一九二九年，老舍回國時，艾支頓在一家大書局找到了工作。後來，艾支頓“出版了一本《金瓶梅》的英譯本，扉頁寫著：‘獻給我的好友舒慶春’。也許他始終不知道，他在倫敦的這位中國朋友舒慶春，後來已成為國際有名的文學家呢！”（注：黃苗子：《老舍之歌》，《老舍生活與創作自述》。）
在倫敦，老舍看見了英國社會的不平等，金錢萬能的怪現象，上層資產階級的腐化，民族偏見，等等；他也看見了英國人的勤苦、善良、獨立、務實的精神。他把這些印象寫進了長篇小說《二馬》；在這本書裡，他對於祖國的命運流露了深深的憂慮。
走上文學創作之路
一個嚴肅的作家，他的創作的動機，總是由於複雜的社會生活的啟迪而萌發的，並且都有著明確的功利目的。這是就一般情況而言。就一個具體作家的創作道路而言，那情形又總是千差萬別，各具特點的。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標誌著老舍漫長文學創作之路的起點，然而這部作品的創作卻是在一個偶然的機緣下動手寫作的。
在倫敦，老舍有機會同許地山經常在一起；此時的許地山已是文學研究會的成員，並且以他的《命命鳥》蜚聲國內文壇。許地山客居倫敦期間，閒下來就用一本中國小商店裡用的粗紙賬本寫小說。這引起老舍的羨慕和興趣。半年以後，到異鄉的新鮮感逐漸消失，舉目四顧，孑然一身，思鄉之情，縈繞於懷，在國內生活時所親歷的事事物物，在寂寞中閃現為一幅幅鮮明的圖畫。這種情形，使老舍在讀小說時竟忘了讀的是什麼，呆呆地沉緬於回憶之中。這時，他拿起筆來，在三個便士買來的作文簿上，用鋼筆橫書，寫下自己對過去親歷的生活的印象，抒發自己久鬱於心的感懷。他的這種創作得到許地山的鼓勵。他把其中的一些段落讀給許地山聽，許地山為他的小說中的情節逗樂了，只顧笑，沒有給他什麼批評，倒是熱情而又懇切地催促他：“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