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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在一些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開始出現資本主義性質的家庭手工業或手工工場。例如在大阪附近的棉織業中心河內，出現了許多被稱為“木棉寄屋”的農村商人，他們收購農村手工業者的棉紡織產品，然後轉賣給大阪的棉布批發商。接下來，他們進一步透過“換棉”和“出機”的方式控制農村家庭手工業。所謂“換棉”是指商人供給棉花，農民在家裡紡成紗或織成布，商人按成品數量支付酬金；所謂“出機”是指商人不僅提供生產原料，而且提供紡織機械，農民在家裡織成布匹，按照成品獲得酬金。再進一步，商人出資招募貧窮的農村婦女，集中在廠房中進行生產。此時的商人已變為資本家，生產者變為僱傭工人，從而形成了資本主義性質的手工工場。到幕府末期，這樣的手工工場已有260多家，每個工場擁有六到十臺織機。
在商品經濟的推動下，商人、特別是金融高利貸商人的力量逐漸增強。到十九世紀中期，僅在大阪一地經營匯兌業務、資本金在20萬兩以上的錢莊就有50多家。這些金融商擁有鉅額財富，不僅控制了幕藩財政，而且對整個社會也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僅是他們借給各地大名的款項就高達6000多萬兩，只是每年的利息就值300萬石大米，而各地大名每年運往京都、大阪和江戶的大米也不過400萬石，以至形成“幕藩疲弊，權落商人”、“大阪富商一怒而天下諸候驚”的局面。
積弱的日本成了西方殖民者口中的肥肉。
首先對日本下口的是俄國。沙皇俄國不斷向東擴張，18世紀末沿千島群島南下，直接窺探蝦夷。1792年俄使節拉克斯曼到達北海道的根室，要求通商，但遭到幕府的拒絕。其後雙方在北方經常發生摩擦，1807年幕府將松前藩及蝦夷地區全部作為直轄領地，同時設松前奉行，以對抗俄國的入侵。在南方，因英國船隻經常靠近日本港口並引起糾紛，幕府在1825年頒佈《夷國船打拂令》，要求各藩驅逐靠近日本港口或近海的外國船隻。因經營蝦夷地區與將軍子女婚姻的費用驚人，為彌補幕府財政的嚴重虧空，大量鑄造被稱為“化政小判”的惡幣。儘管幕府因此得到550萬兩的利潤，但引起物價的急劇上升，結果進一步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以及商人力量的壯大。
與早期殖民擴張不同，進入19世紀以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積極尋找國外市場和原料產地，以適應工業革命大規模興起後的需求，而以中國和日本為中心的遠東地區是其擴張的最後乃至最重要的目標。早在19世紀初期，英、俄、美等國不斷派使節到日本，要求開港通商，均遭到德川幕府的拒絕。幕府甚至在1825年重申過去頒佈的“驅逐令”，炮擊靠近日本港口的外國船隻。
面對日本的幕府的強硬態度，西方列強打算對其進行武力征服。
從歷史上看。1853年7月，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培理率四艘塗成黑色的軍艦闖入東京灣，威逼幕府接受美國總統要求日本開國的親筆信，並約定第二年春天給予回答。1854年2月，培理再次率七艘軍艦到達日本，並與日本簽訂了《日美親善條約》，規定日本開放下田和箱館（函館）兩個港口，向美國艦船提供煤、水、食品及其他需用品，救護遇難船員，美國可在兩個港口設領事館，給予美國最惠國待遇等。隨後英國和俄國又同日本簽訂了類似的條約，但在日俄條約中除增加了治外法權以及長崎為開港城市外，還規定了日俄兩國在千島群島的邊界。
1856年8月，美國總領事哈里斯到日本，準備在下田設領事館。經過與幕府的長期談判以及利誘與恐嚇，首先得到領事裁判權和在開港地的久居權，然後在1858年6月雙方簽定《日美修好通商條約》。該條約的主要內容有日本增加開放神奈川、長崎、新潟和兵庫等港口及江戶、大阪兩城市；承認美國人在開港地的居住權和公使領事駐在權；通商自由及協定關稅等。隨後英、法、俄、荷也相繼與幕府簽定了類似的條約。由於這些條約均在安政五年簽定，因而被稱為“安政五國條約”。西方資本主義各國透過這些條約不僅剝奪了日本的關稅自主權，而且也得到領事裁判權和建立租界、行使治外法權等特權，從而使日本徹底向西方國家開放，成為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市場和原料產地，結果引起了日本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