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和約“語多悖謬，越王既未請示，此時中國實難代為反悔，似只有聽越之自為而已”。換句話說，既然越南對大清帝國離心離德，而且沒有求援，倒不如放棄掉算了。恭親王奕訢等也持這派觀點。
第三種觀點主張援助越南官軍和黑旗軍，打擊法國侵略，在必要的情況下，派清軍駐紮在越南北部邊境，相機行事，以最大可能的維護大清帝國的利益。這一派有曾紀澤、劉長佑、劉坤一等人，走的是中庸路線。
清流派少壯官員在朝議中爭辯最為激烈，這些人往往激情有餘，實務經驗不足。這些官員對於真正的戰爭，特別是十九世紀下半葉世界上軍事發展的情況，大都是知之甚少，甚至是紙上談兵，很多時候完全是想當然，過於天真。
譬如曾紀澤，算是出過洋見過世面的洋務派專家了，在完全不瞭解中法海軍的實力對比的情況下貿然提出，出動海軍“示形懾敵”。而清流派代表人物張珮倫，乾脆就提出中國出兵攻取越南，“夫我不取越，越終折入於法，不如暫取而還封之”。
還有一位候補道王之春上書朝廷說，暹羅國（今泰國）和越南毗連，朝中掌管兵政大權的都是兩廣之人，假如大清聯合暹羅國對法國佔據的交趾###發動攻擊的話，就可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先覆滅了法酋的老巢。另外他還說，英國的屬地新嘉坡，有十多萬華人居住在那裡，如果朝廷懸以重賞，密約兩處壯士，到時暹羅發動進攻時，新嘉坡人作為內應，就可以法國人阻止透過馬六甲海峽，奪其兵船，焚其軍火，切斷法國後路，建議派人前往聯絡。報上去後，被朝廷斥為一派胡言。
很多人以為對外妥協的一定是無恥投降賣國的，有漢奸的嫌疑，比如李鴻章，就背了這麼多年的罵名；而只要是主張強硬抵抗的，那一定是熱血愛國，即使失敗了，那也是悲情英雄，值得稱頌的。
但筆者卻認為，中國有太多的悲情，反沒有了意義。世界上的很多事情，往往壞就壞在那些高調分子手中，譬如如今網上之憤（糞）青，往往是高談闊論，指點江山，脾氣遠勝於知識，名為愛國，實則誤國，這憤青之流，古而有之。
話說法國迫使越南簽訂《順化條約》後，中國即成為了法國“保護”越南的唯一障礙。為了消除這一障礙，法國人於1883年9月提出談判，要求清廷承認法國對整個越南的殖民統治，並要求中國撤出駐越軍隊。由於雙方分歧太大，談判了無進展。
鑑於對中國西南地區的屏護作用，加上左宗棠、張之洞等主戰派的高聲疾呼，清廷這次也一改以往的消極態度，在敦促李鴻章加強和法國談判的時候，也把軍隊派出鎮南關，表示不惜一戰的決心。但是，清廷知道自己實力不濟，再三訓令清軍不得主動出擊，不要輕易啟釁。
“和戰”政策是需要相當高的水平，清廷剛剛對國際實務難說了解，加之實力不濟，也是底氣不足。清政府中法戰爭“和戰”政策的失敗，關鍵還在於重心的失誤上。
所謂“和戰”，重點是戰，重心應該放在備戰上，哪怕外交做得再漂亮，甚至根本就沒有放過一槍一彈，問題全在談判桌上搞定，但勝利者最後依仗的，其實還在於其軍事實力。
備戰，不等於要開戰，但是，至少要等於隨時可以開戰並戰而勝之。這樣的霸氣，才是外交談判最有力的武器。而當時的清廷，卻反其道而行之，軍隊出關是虛張聲勢，不想流血犧牲，也不去認真備戰，反而左右約束，一心指望談判桌上解決問題，這樣的結果只能是戰守皆失。
反觀法國的部署，見談判訛詐不行，就堅決使用武力。1883年10月底，法國東京海域分艦隊司令孤拔被任命為北越法軍統帥。12月中旬，越南北部的法軍人數已經增加到九千多人，並決定向紅河三角洲的中國軍隊發動攻擊。
戰爭爆發了。
當時的形勢，黑旗軍駐紮在河內以西的山西（越南地名），清軍主力駐紮在河內以東的北寧。法國的行動計劃，是利用黑旗軍和清軍的隔閡，先攻擊駐紮在山西的黑旗軍。他們認為，如果先攻擊北寧的話，黑旗軍一定會乘虛攻擊河內或者分兵馳援北寧；但攻擊山西的話，清軍未必會援助黑旗軍。
法國人的判斷是對的。清軍果然坐視不救，最後黑旗軍孤軍難支，只得放棄山西，撤往興化城。山西的失守，使得黑旗軍和清軍東西兩線互相倚靠並鉗制法軍的態勢頓失，法軍反而掌握了主動。
1884年2月，米樂接替孤拔為法軍統帥，法軍兵力增至一萬六千人，圖謀攻佔北寧，把中國軍隊徹底趕出越南。當時清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