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以為，此事當如何處置？”
“君上病體虛弱，不宜接見特使。以臣之見，當由太子出面，接見七國特使，臣陪同之。太子須得藉機申明堅持新法國策之決心。否則，君上萬一不測，六國極可能聯合攻秦。”
“商君勿憂，嬴駟能做到。”
咸陽的國賓驛館坐落在宮城外最寬闊的一條大街上。這條大街沒有民居，沒有商市，乾淨整潔，極有氣魄。當初商鞅營造咸陽時，就對秦孝公提出“不拘周禮，營造大城，慮及後世，獨步天下”的建都主張，將咸陽城建得宏大嚴謹，遠遠超過了周室的王城洛陽。
戰國初期，雖然《周禮》早已經崩潰，但在城堡建造方面依然沿襲著《周禮》的基本定製。這種沿襲，雖然已經不再具有必須遵從的“王法”意義，而僅僅作為一種建築傳統被沿用，但也極大的束縛著人們對都會建造的創新。《周禮》中有一篇《考工記》，就是專門規定各級都會的建造規模及規劃方式的。其中的《匠人營國》一節，詳盡規定了天子都城（王城）與大小諸侯的都城以及卿大夫“采邑”（城堡）的建造規制：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為九分，九卿治之。
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
經塗九軌，環塗七軌，野塗五軌。
門阿之制，以為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為諸侯之城制。環塗以為諸侯經塗，野塗以為都經塗。
這種都城建造（營國）的“王法”，對都城規模（方九里）、街道數目（九經九緯）、寬窄（王城街道並行九車，環城道路並行七車，野外道路並行五車）、宮城高度（宮門屋脊高五丈，宮殿屋脊高七丈，城牆高九丈）、等級規制（諸侯都城與天＇此貼涉嫌違規，請及時聯絡斑竹＇城大小同，諸侯都城的幹道與王城的環城道路同，卿大夫的城堡街道與野外道路同）等都做了嚴格限制，不得越雷池半步，否則就是“僭越”之罪。
春秋末期，天下諸侯對這種“王法”已經不屑一顧。齊國丞相管仲公然主張，都會之功能應為“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都會等級當以佔地大小、人口多少來劃分，萬戶之城即可稱為“國”，千戶之城即可成為“都”。這就是所謂的“萬室之國”與“千室之都”。管仲還對建立國都提出了大違“王法”的自然地勢主張——“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 儘管這在觀念上已經大大破了周禮“王法”，但在實際中卻沒有一個諸侯國實施，包括齊國的臨淄。
作為新建都城，咸陽充分體現了不拘“王法”的創新實踐。
就地理形勢而言，咸陽是廣川在前，大山在後，水用足，溝防省，旱澇無憂。就規模而言，咸陽則大大超出了天子“方九里”的規模，更不用說諸侯都城的三五里城堡。咸陽城牆邊長十里有餘，達到了方四十里的宏偉規模。僅咸陽城南的白玉渭橋，就寬六丈餘，長三百八十步，可並行九車。
咸陽城最特出的，還是城內佈局的創新。創新的根本點是“成民之事”，而不再是“宣王之德”。咸陽城內劃分了宮廷區、官署區、商市區、倉廩區、匠做區、國宅區、編戶區、宗廟區等八個區域，將城內官民的居住部署得井井有條。更重要的是，商鞅對都城治理也極為嚴格，“棄灰於道者，刑”。正因為如此，城中街道寬闊，松柏常青，整肅潔淨。車道、馬道、人行道截然分開，井然有序。中原商賈與各國使節，一入咸陽便感到一種嚴整肅穆而又生機勃勃的強國氣象，不由便肅然起敬。
這國賓驛館，便建在國宅區內。所謂國宅區，便是大小官員和有爵貴族的府邸區域。這裡街道寬闊，幽靜整潔，車馬長流，既不冷清也不喧鬧，自然是咸陽城內的風華中樞之地。對於使者們，住在這裡，與官員交往大是方便。對於秦國官府來說，既便於對重要使臣保護，更便於對心懷叵測的使者進行監視。各得其所，皆大歡喜。
秦孝公病勢沉重的訊息傳到中原，六大戰國便紛紛派出使臣“撫慰探視”。魏國齊國楚國的使臣還帶來了本國名醫和名貴藥材。這些使臣大部分在咸陽已經住了兩三個月，絲毫沒有走的意思。他們每隔兩三天便派出飛騎回國報告，對秦孝公的病情起伏大體上很是清楚。這次秦孝公再次病倒，六大戰國和洛陽周室立即派出重要大臣做特使，專程趕來咸陽。這一次，特使們已經不再議論猜測秦公的病情了，相逢一笑，便匆匆的出去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