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地方，這是完全無法想象的。
“My God”霍普金斯叫道，他搖搖頭說：“這難以想象，真是難以想象”
“我們國民黨主張三民主義，民主是其中重要內容，”蔣介石接過話題說道：“但這有個過程，不能太著急，太著急反可能造成社會動盪，而現在我們無法承擔這種動盪的後果。”
這個話霍普金斯倒明白，對蔣介石來說，趕走日本人並沒有完全解決中國的問題，除了日本人外，還有個GCD問題，這次重慶十六縣競選蔣介石就強硬拒絕GCD參選，這引起GCD的極大憤怒，周EN來數次約見蔣介石，向蔣介石當面提出抗議，但蔣介石堅決不讓步，明確宣佈，除非GCD放棄秘密黨員制，否則，不能參加任何政府官員競選。
在競選後期，鄧演達正式宣佈脫離國民黨，章伯鈞、黃琪翔、陳銘樞等四十多人集體宣佈脫離國民黨，宣佈要成立中國社會民主黨，最近正在籌備中國社會民主黨第一屆大會，從各省趕來的代表雲集重慶。
鄧演達及其追隨者脫離國民黨，給競選獲勝的國民黨潑上了一盆冷水，國民黨中央宣佈將鄧演達等人開除，但也僅此而已。
隨著鄧演達成立社會民主黨，羅隆基等人又在醞釀成立民主同盟，希望將青年黨、國家社會黨、鄉村建設協會等兩黨兩派聚合成一個政黨。
中國社會政治力量前所未有的活躍，各色人群紛紛醞釀成立政黨，在各種場合議論國事，似乎明天便能讓國民黨退位，一舉改變中國。
面對這種情況，蔣介石不勝其煩，在他看來，不但不應該成立這麼多政黨，相反應該將所有政黨全部結合進國民黨，形成一股繩，全力投入國家的戰後重建，而不是這樣，政府每釋出一個命令或法令，各種雜音便撲面而來，讓政令難以貫徹。
蔣介石也非常擔心當年北伐時出現的情況在戰後重現，當年兩湖地區的農民運動帶來的混亂，讓他至今刻骨銘心，所以蔣介石嚴令劉峙和重慶警察局長派出大批警察和軍隊到各個選區維持秩序，對犯罪行為施行嚴懲，同時加強基層黨組織和三青團力量，保證選舉中不會出現偏差，可這一點也受到GCD的強烈指責。
蔣介石始終在向他解釋，類似重慶十六縣這樣的選舉暫時還不能在全國推行，中國現在最需要的是加強教育，重建國家，而不是急切的推行所謂民主。然後開始談到華北的情況：
“文革告訴我，華北的饑荒會在夏收之後緩解，但城市裡依舊還有大約四五十萬市民沒有住房，這是個非常嚴重的問題，現在還好，天氣比較暖和，窩棚便可以住下，但到了冬天，問題便嚴重了，華北冬天非常寒冷，所以我們必須在冬季來臨之前建起足夠的住房，這是件非常艱難的工作。”蔣介石說著。
霍普金斯以為蔣介石會順勢提出在美國發行債券的事，可蔣介石的話題一轉又跳到東北前線：“中蘇問題解決後，我們便可以集中力量進攻關東軍，在華北，文革提出了一個方案，以四十九集團軍為主，穿越外興安嶺，突襲長春哈爾濱，另外以空降師空降到瀋陽；山海關集中三十萬兵力強攻，拖住日軍主力，另外集中二十萬部隊，從熱河北部直插錦州，配合從長春南下部隊，將關東軍圍殲在錦州附近”
提起戰爭，蔣介石便紅光滿面，霍普金斯強烈感覺到那種撲面而來的自信，蔣介石接著說：“光復東北後，我軍便會挺進朝鮮，韓國流亡政府已經在中國二十多年了，他們成立了光復軍，這支部隊兵力已經達到兩萬人，國民政府為他們提供了裝備和訓練，現在這支部隊已經抵達冀東。”
早在1919年，朝鮮爆發三一運動，提出朝鮮獨立的主張，運動受到日本的殘酷鎮壓，大批獨立人士逃亡中國、蘇俄。逃亡中國的獨立人士在上海成立韓國臨時政府，選舉李承晚為臨時政府總理，安昌浩為內務部長、金圭植為外務部長，並制定出憲法。
在1919年底選舉李承晚為大總統，幾年以後，臨時政府分裂，李承晚退出臨時政府，帶領部分人流亡美國，遊說美國政府。臨時政府改選金九擔任政府總統，繼續在中國從事獨立活動。
九一八之後，蔣介石加強了對朝鮮流亡人士的支援，在南昌、杭州、鄭州設立了多個韓國流亡人士培訓學校，黃埔軍校也招收了部分朝鮮籍人。
抗戰開始後，韓國臨時政府組織了朝鮮義勇軍，參加抵抗日軍的戰鬥，不過這支義勇軍的左翼色彩比較濃，讓蔣介石不喜歡。蔣介石在1940年幫助韓國臨時政府成立光復軍，光復軍總司令池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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