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的機要秘書。
自從“組閣”失敗之後，屢遭毛澤東批評的江青，氣惱萬分。她的本性是不甘寂寞的，不願當“閒人”，總要千方百計表現自己。她仍然在伺機攻擊周恩來和鄧小平，極度不滿於四屆人大確立的“周鄧體制”。一九七五年二月二日，周恩來在送呈毛澤東的《關於國務院各副總理分工問題的請示報告》中寫道：鄧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來總理治病療養期間，代總理主持會議和呈批主要檔案。”毛澤東批准了這個報告。從此，實際上開始了由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江青變換著手法，攻擊周、鄧。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江青在對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講話時，提出了新口號：“黨現在的最大危險不是教條主義而是經驗主義。”她用“經驗主義”影射周恩來、鄧小平等富有經驗的老幹部們。
江青畢竟在宣傳部門佔優勢。張春橋、姚文元開動了宣傳機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匯報》等搶發批判“經驗主義”的文章。
鄧小平當即注意到這一新動向，向毛澤東作了彙報。
四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在新華社的一份報告上，寫了批示：
“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各地情況不同，都是由於馬列水平不高而來的。不論何者都應教育，應以多年時間逐漸提高馬列為好。”
毛澤東批評江青等人：
“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
毛澤東還批示：
“此問題請政治局一議。”
遵照毛澤東的批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月二十七日開會，“議”題便是批評江青。
江青在會上勉強作了“自我批評”。就連她自己，在兩個月後寫的檢查中，也承認：“我在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會議上的自我批評是不夠的。”
看來，江青的問題不能不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不能不解決——毛澤東在垂暮之年，力求“安定團結”，而江青恰恰是最不安定。於是異乎尋常，毛澤東決定在五月三日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員談話。這如同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他親自召開政治局會議批評“四人小宗派”一樣，表明事態已經相當嚴重了。對於重病在身的毛澤東，這是他最後的歲月兩次親自出席政治局會議……
不得不承認“四人幫是個客觀存在”
知道毛澤東要召集政治局會議，周恩來也抱病前來。
毛澤東的黃昏歲月，來往的人很少，政治局委員們也難得見到他。與他經常通電話的是周恩來。據張玉鳳回憶，除了周恩來之外，別人幾乎沒有給毛澤東去電話，生怕干擾他的養病。即便是江青，求見毛澤東，也未必允見。只有王海容、唐聞生，倒是說來就來，說見就見。
正因為這樣，五月三日，毛澤東跟政治局委員們見面時，周恩來說道：“大家快一年沒有見到毛主席了，非常想念主席！”
屈指算來，從去年七月十七日那次政治局會議見過面之外，大多數的政治局委員跟毛澤東“闊別”十個月了！
毛澤東跟政治局委員們打招呼。他握著陳永貴的手：“你的信好啊。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全國，三分之一在中央（引者注：指陳永貴給毛澤東寫信，報告自己一年中的時間安排）。不要在釣魚臺，那裡沒有魚可釣，你和吳桂賢都搬出來。”
毛澤東的話中，包含著對江青佔領下的那個釣魚臺的反感。
會議開始了，毛澤東言歸正傳：
“要安定，要團結。無論什麼問題，無論經驗主義也好，教條主義也好，都是修正主義，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現在要安定團結。”
毛澤東接著說：
“你們只恨經驗主義，不恨教條主義。二十八個半（引者注：指”二十八個半布林什維克“，當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以王明為首形成的教條主義派別）統治了四年之久，打著共產國際的旗幟，嚇唬中國黨，凡不贊成的就要打。”
毛澤東說起了教條主義之害，思緒忽地從王明飛到了“雞蛋”問題：
“教育界、新聞界、文化藝術界，還有好多了，還有醫學界，外國人放個屁都是香的。害得我兩年不能吃雞蛋，因為蘇聯人發表一篇文章，說裡面有膽固醇。後來又一篇文章說膽固醇不要緊，又說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國的好，不要看低教條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