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復興社特務處。
張春橋寫了那篇攻擊魯迅的《我們要執行自我批判》，遭到魯迅的嚴正批判。魯迅發表了《三月的租界》一文，痛斥了“狄克”。張春橋當即寫信給魯迅進行反駁。信末，張春橋給魯迅留下了回信的地址：“請寄大晚報火炬星期文壇編輯部轉我吧！”張春橋跟崔萬秋的密切關係，是不言而喻的。
藍蘋也成了崔萬秋的“聯絡”物件。由他主持筆政的《大晚報》《火炬》副刊，發過藍蘋的文章、照片，也發過吹噓藍蘋的“影評”、“劇評”，稱她是“典型的北國女性”，山東戲劇運動的“功臣”。
在粉碎“四人幫”之後，中國大陸批判江青、張春橋，提到了《太晚報》《火炬》副刊，也提到了崔萬秋。
崔萬秋的反應如何呢？
“崔萬秋對上述兩項攻擊，當時一笑置之，未予理睬。”
不過，他後來畢竟還是“理睬”了。他先是為香港《百姓》半月刊寫了《上海歲月活江青》，然後又為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寫了《江青前傳》一書。
《江青前傳》的內容提要中，便寫及崔萬秋和當年的藍蘋有過“推心置腹”的交談：
與這個時期的江青有過交往，並且是關係密切的人，環顧海外，可說廖廖無幾，而唐納與崔萬秋可說是最為人所知的。
唐納是江青的前夫，而本書的作者崔萬秋，則與她有一段頗為“相知”之交。
崔萬秋，三十年代在上海《大晚報》任職，其時江青沉浮於藝海之間，演戲的往往希冀拉攏到文化人的捧場，他倆就這樣認識而交往了。
江青在上海這一段生活，其煙視媚行、顛倒眾生、豔名四播的浪行，以及要“露崢嶸”、強出頭的個性，當時近在咫尺的本書作者，無不看得清清楚楚，聽個明明白白，再加上與她有過數次稱得上“推心置腹”的交談，種種印象，雖然相隔了半個世紀，但作者仍能以驚人的記憶力，渾灑自如的筆觸，細細向讀者道來……
崔萬秋在《江青前傳》中回憶，他在《娜拉》排練場結識藍蘋之後，便以為“藍蘋，是一個個性很強，自我中心的女性”。
他記得，藍蘋演完《娜拉》之後，曾經打過電話給他，“謝謝《大晚報》為她捧場，並表示想來看我，敘敘鄉情”。
於是，崔萬秋約藍蘋到霞飛路白俄經營的DDS咖啡館聚會。
那天，他們“從琅琊臺的名勝，談到諸城的人物”。從“開通山東的風氣”的王樂平，談到王盡美、鄧恩銘（均為中共“一大”代表）。
崔萬秋說，他和王盡美、鄧恩銘都曾是山東“勵新學會”的會員，而且，“鄧恩銘還是我一中的同學”。崔萬秋注意到，“藍蘋聽得非常熱心”，雖然，他當時“知道她是左傾分子”，但是，“不知道她在青島已經加入共產黨”。
接著，崔萬秋又陪藍蘋去上海錦江飯店會晤阿英。他們一邊吃，一邊喝。藍蘋“既不拘束，也不粗野，不像是初出茅廬”。
他們談論起京戲。藍蘋說：“程硯秋是革新派，梅蘭芳是守舊派。”
他們談論起女明星。在胡蝶和阮玲玉兩人之中，藍蘋毫不含糊地說喜歡阮玲玉，“有人批評胡蝶為石膏像，木美人。”
他們談論起美國電影。藍蘋說“她很喜歡看葛萊泰？嘉寶演的電影”。
崔萬秋所回憶的和藍蘋的談話，大體上是兩個話題，即故鄉山東和戲劇電影。至於更深層次的談話內容，《江青前傳》中並沒有寫及。他自稱和藍蘋“雖然是同一年（一九三三年）到上海，而且是山東同鄉，但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初夏才由洪深介紹見面。相識之後，同在十里洋場的文化界兜圈子，但除了文化界集會時偶爾見面外，私人往來很少”。這與該書封底所印“內容提要”上的介紹，似乎大相徑庭。
耐人錄味的是，當年的“軍統”頭目沈醉，在一九八三年出版的回憶錄《我這三十年》中，寫下了自己目擊的幾個鏡頭：
“我當時去崔家，經常見到藍蘋，她有時還給我倒茶，因為崔是上海《大晚報》副刊《火炬》的編輯，常在該報寫‘北國美人’等類文章來給藍蘋捧場，一個四等演員有這樣的人來捧場，當然是求之不得，我不但記得很清楚，而且在粉碎‘四人幫’後，知道那個在崔家見過的穿蹩腳西裝的狄克，就是張春橋，我的腦子裡也有印象。”
藍蘋和狄克，同時往來於崔萬秋家中，是歷史的巧合耶，還是歷史的必然？
月亮，總是把光明的一面朝著地球，而把陰暗的背面隱藏著。許多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