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紅軍將領,紅軍第二十六軍軍長,陝北革命根據地的開創者之一。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澤東率紅軍長征到了哈達鋪。從國民黨報紙上見到劉志丹紅軍在陝北活動的訊息,遂決定進軍陝北,以陝北作為根據地。
劉志丹在一九三六年四月同國民黨軍隊作戰時,陣亡于山西中陽縣三交鎮,此後,劉志丹一直被作為革命先烈紀念。
一九五六年,北京的工人出版社要出版一批革命烈士傳記,內中有一本《劉志丹》,約請李建彤寫。
李建彤確實是很合適的作者,因為她是劉志丹的弟媳,很熟悉劉志丹的事蹟。她的丈夫劉景範當年擔任陝甘軍委主席,是劉志丹的親密戰友。
經過兩年的準備,李建彤在一九五八年開始寫《劉志丹》。寫了一稿又一稿,寫至第六稿才得以出版。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四日,《工人日報》還連載了李建彤的小說《劉志丹》第二卷第一部分。
本來,劉志丹早在二十多年前已經戰死,年僅三十三歲,關於他的小說不會有什麼麻煩。可是,完全出乎意料,《劉志丹》問世之後,有人向康生報告:“小說字裡行間美化高崗,為高崗翻案!”這下子,使問題複雜化了。
高崗,曾參與陝甘邊區的建立,曾任紅軍第二十六軍第四十二師政委。一九三六年任中共陝北省委書記,陝甘寧保安司令部司令。此後,一九五四年二月,在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高崗和饒漱石遭到批判,被認為進行反黨分裂活動。同年八月,高崗自殺身亡。
小說《劉志丹》中的“羅炎”,被說成是高崗。康生抓住了這一點,一下子就把《劉志丹》打成“反黨小說”。
康生把這一“嚴重情況”向毛澤東反映。正在號召“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毛澤東,把這一“嚴重情況”視為“階級鬥爭的尖銳”表現,於是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說了那麼一番話。
毛澤東的話,一錘定音。於是,小說《劉志丹》被定為“反黨小說”。
作者李建彤被開除黨籍,監督勞動。
此案不斷升級。
劉景範被打成“反革命”。
審看過《劉志丹》的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勳,被撤消職務,“下放”到洛陽一家工廠勞動。
勞動部部長馬文瑞也遭到牽連,也被撤職,以至入獄……
此案直至經歷了十七個年頭之後,在一九七九年八月,經鄧小平批示,中共中央發出一九七九年第五十三號檔案,才終於得以平反。
檔案認為,《劉志丹》是一部較好的革命文藝作品,小說的主題思想和基本政治傾向是好的,有意義的,《劉志丹》不是反黨小說。寫作是正當的,沒有什麼陰謀,也沒有什麼“秘密反黨集團”。在寫作過程中接觸的人,全是工作關係,不是什麼“反黨”關係。
檔案批駁了康生,也批評了閻紅彥,指出康生強加給這部小說的罪名,是製造了理論上、思想上的混亂。
檔案特別指出,小說中的羅炎,並不是高崗。《劉志丹》是一部小說,不是黨史,應該允許作者有運用典型化方法塑造人物的自由,而不能用索隱式的方法硬把小說人物同真人等同起來。這種索隱式的批判方法,應當剷除。
檔案還認為,應當實事求是的按照歷史的本來面目評價一切人的功過是非。不能割斷歷史——因此,小說中即使採用了高崗在陝甘時期的某些材料,也不應定為“為高崗翻案”。
所謂“索隱”,亦即附會,亦即影射。把小說《劉志丹》索隱成是“為高崗翻案”開了一個惡例。
此事給了江青莫大的鼓舞。此後,她運用康生的“索隱式”手法,把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打成“為彭德懷翻案”可以說是“一脈相承”!
江青意識到形勢對她頗為有利,便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期間,約見了齊燕銘。齊燕銘擔任過周恩來總理辦公室主任,此時擔任文化部黨組書紀兼文化部部長。江青向齊燕銘指出,“舞臺上牛鬼蛇神甚多,文化部要注意。”齊燕銘茫然,不知江青這番話有何來歷——是江青自己的意見,還是毛澤東的意思?因為論職務,江青只是毛澤東的生活秘書,只是中宣部文藝處副處長,怎可以“訓示”齊燕銘?
此後不久,江青居然召見陸定一、周揚、齊燕銘、林默涵這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長。須知,當時陸定一是國務院副總理兼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江青又一次向他們指出,“舞臺上、銀幕上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氾濫成災。”部長們居然無動於衷,對於這位頤指